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GVC分工特征及贸易互补性研究

通过对"金砖国家"全球价值链长度的测算与分解,从垂直生产结构视角探讨了2000～2014年"金砖国家" 56个行业相关产品生产所需阶段数目的变迁。继而,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借鉴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国际比较,探讨了"金砖国家" 56个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现状与国际地位差异。借助贸易互补性指数测算以明确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强弱。研究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长度与增加值出口规模均居"金砖国家"之首,"金砖国家"共有19个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为接近,但对于多数行业而言,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存有一定差异。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极为广阔。     

数字产品贸易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基于ICT贸易网络结构的视角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方法,采用2000—2018年全球42个国家的双边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贸易数据测算全球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指标,考察其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一国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的深度和广度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的深度能够显著提高非高收入国家、非OECD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网络的广度能够显著提高高收入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一国的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结构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实现价值创造提高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世界各国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金砖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与动态变化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可以比较和测度金砖国家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的贸易利得。研究结果表明,在制造业增加值总量和结构方面,金砖国家在高技术制造业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分度,在其他的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表现类似,说明高技术制造业已经成为金砖国家以后发展的重心。同时,在全球价值链收益方面,来自外部需求的贡献率也呈现稳中上升的趋势,金砖国家均获得了大量的贸易利得,中国尤为显著。因此,在全球价值链收益角度,中国制造业已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制造业的国际化、市场化,改善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地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与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分工地位视角

利用拓展的增加值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1995—2011年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低估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扭曲确实存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和贸易伙伴国存在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有效降低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降低贸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国制造业持续顺利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分析

本文利用一些典型年份及2015年最新的年度数据从不同技术等级的中间产品贸易状况、产业内贸易类型以及增加值贸易等三个方面研究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结果显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总体而言,依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此外,从细分行业来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相对较高。最后就如何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下重庆市汽车产业升级研究

目前重庆市汽车产业主要参与了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生产环节，而对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采购、服务等环节还没有能够全面参与。有关政府、企业、高校以及各研究机构应共同合作，以长安集团为核心整合汽车相关产业，完善汽车产业链条；同时，强化汽车整车制造核心环节，提高研发力量，实现重庆汽车产业的过程升级、产品升级与功能升级。     

价值链分工下中国服务贸易利益研究

近年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虽然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从中获取的实际利益却相对较少。本文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定义和利益分配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利益较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服务贸易至今在全球价值链上仍旧处于低端位置,为改变这一局面,本文对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剖析,进而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两个角度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服务贸易利益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探讨。     

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经验分析

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利用他国优质资源和技术溢出效应强化自身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而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一国在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网络特征（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非均质化使一国的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也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影响。以2007—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矩阵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上趋于上升,且各国间的差距趋于缩小,与此同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的联系和密度增强,各国的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总体上也趋于提高;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其中技术进步具有调节效应,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强化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提高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效应具有时空异质性,该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更强,在“一路”沿线国家比“一带”沿线国家更显著。因此,应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吸引更多经济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整体网络的优化升级和个体网络特征的改善来促进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并加快整体技术进步,以强化和提升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评估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下的增加值贸易视角,运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计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部门的GVC地位指数,以准确评估出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低,特别是住宿餐饮业、租赁与商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下游环节。中国服务业的国内价值增值、国外价值增值的明显偏高导致中国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难以提升。     

企业绿色化转型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结合中国当前面临的绿色化转型需求和价值链升级难题,基于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化转型对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优化绿色出口结构和提高成本加成三个渠道提高了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在不同企业类型、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地区之间均存在异质性。     

价值链分工视角下国际贸易利益来源、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从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我国的贸易利益所得之所以不大,是因为我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占全国贸易总量的相当份额,但只是参与国际产品生产的低技术含量的环节,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较高。要改善我国在国际贸易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必须改变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逐步构建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家价值链。     

环境规制、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因贸易方式、要素密集度、污染程度不同存在差异。第三,通过引入生存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有利于延长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     

中美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比较

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和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GVC)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比美国低。2000—2014年美国服务业GVC地位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服务业则是先下降后上升。从细分行业来看,美国大多数细分行业GVC地位都高于中国,但中国"c31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的GVC地位指数一直高于美国。2000—2008年中国服务业整体GVC参与度高于美国,2009—2014年低于美国。2000—2014年中美两国服务业整体的增加值RCA指数都大于1,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不但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还直接影响母国的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和结构。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扩张,其中对简单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促进效应最大,不利于全球价值链生产结构的深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内涵式优化,但有利于后期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有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外延式优化,但长期来看该效用趋于弱化。应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引导,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能力和整体技术水平,在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进而倒推整体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分析

我国汽车进出口贸易呈逆差状态,尤其是汽车整车贸易逆差更为突出。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我国汽车产业下一步的发展重点应该是目前我国仍处于进口阶段的高技术水平汽车,但考虑到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保压力,我国应该超越这一传统发展路径,重点发展环保节能的新能源汽车,在新能源汽车这一个新兴领域,抓住机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快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本文作者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测算了1995~2011年22个发展中国家的GVC分工地位指数,发现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呈"下降—上升—下降"的演化趋势,且GVC分工地位排名前列的发展中国家多为某些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利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发现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自然资源丰裕度与制造业整体GVC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制度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分工地位提升;行业层面回归显示研发投入和FDI对发展中国家电子及光电行业分工地位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结构分解

垂直专业化指数可用来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迅猛发展的今天,仅仅计算垂直专业化指数的大小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考察垂直专业化的结构特征。本文利用最新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将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分解为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以及来自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的垂直专业化结构特征和变动趋势,为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真实地位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回归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层面探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不论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样本检验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沿海省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多样化集聚则通过加快要素流动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俄产业合作研究

使用2021版增加值贸易(TiVA)数据,采用出口增加值分解、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测度并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萎缩”、新旧全球价值链交替过渡期以及国内大循环增强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俄罗斯依托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形成了以原材料、能源出口为主的贸易模式,处于全球产业链上游,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水平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但并不稳定。中俄之间初级产业和制造业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服务业互补性相对较弱。俄乌冲突促使俄罗斯“战略东转”的全球战略布局不断推进,全球价值链“萎缩”“重叠”“断链”迫使中国亟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俄开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合作前景广阔。传统能源产业可构建生产商或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合作模式,中低技术制造业可采用产业转移模式进行合作,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应采用协同发展现代服务业,共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融合的价值链合作模式。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GVC参与?

当前,新型基础设施能够产生各种积极的经济效应,虽然已被理论和实证研究广泛证实,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的影响。在研究视角上,与现有文献关注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本文着重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视角,探讨影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因素,从而拓展和深化有关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认识。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可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角度,探寻促进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更好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指标构建上,本文还尝试突破现有文献构建指标的不足,创新性地从企业层面构建能够更好地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科学指标。研究结果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而迈向高水平开放的关键阶段,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