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管制和金融体系二元化特征放大了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引入到汇率变动的消费效应评估中,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及收入分配机制在汇率变动消费效应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变化对居民消费率和消费结构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率,但不利于推动"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的结构升级.此外,研究确证收入分配效应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消费效应中起重要中介传导作用.     

金融产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中国2013—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引入社会融资规模、R&D经费投入两个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金融产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产业集聚不仅对制造业转型升级起到直接促进效应，而且分别通过以下两种路径方式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一定的正向促进效应，即“金融产业集聚→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金融产业集聚→社会融资规模增量→R&D投入→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进一步汇聚金融产业资源、扩大资本规模、支持科技创新，将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数字经济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构建测算居民消费潜力的指标体系,使用2008—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这一促进作用对高收入、受教育程度高及东部地区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两种效应：一种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推动消费方式革新促进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红利效应;另一种是通过扩大数字鸿沟阻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鸿沟效应。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存在基于收入结构和教育经费的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制定相关政策以引导数字经济促进消费潜力释放、缓解数字鸿沟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     

财政支出、城市化与居民消费——对扩大内需的再思考

关注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引入城市化作为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分析财政支出通过城市化影响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分步骤回归方法还是加入交互项,都显示政府财政支出有直接负向“挤出”居民消费的效果,而城市化在其中发挥正向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政府财政支出虽然在当期“挤出”居民消费,但在滞后一期与滞后五期的动态效应中能够“挤入”居民消费;而城市化无论在当期、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三期的动态效应中都能“挤入”居民消费。因此,未来应通过城市化的合理推进削弱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短期“挤出”效应,并在长期通过合理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发展城市化,从而有效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城乡二元视角，选取我国2010—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区位熵测算三大金融行业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集聚水平，进而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集聚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集聚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同金融行业的集聚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银行业的集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险业的集聚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东北地区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最后，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文章提出推进金融制度改革、充分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打造经济增长极、制定差异化金融政策等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人民币汇率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分析——基于外贸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

全球变暖已成为影响全人类的主要气候问题，通过调控汇率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基于2005—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民币汇率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及外贸发展水平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可以显著减少碳排放量；(2)存在“人民币汇率—外贸发展水平—碳排放量”的中介效应机制，汇率抬升可以经由降低进出口总额来减少碳排放量；(3)产品和贸易结构的差异使上述效应存在南北省份的区域异质性，进出口总额在北方省份仍表现为汇率影响碳排放的中介渠道，但南方地区该中介效应则不显著。     

新型城镇化驱动居民消费的效应机理与实证

以消费理论为依据梳理了新型城镇化促进消费增长的机理,认为新型城镇化通过收入、环境、示范、价格、财富效应等驱动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并根据我国2000年～ 2014年分省的面板数据,分别就全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全国整体看,收入、环境、示范、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价格效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向关系,居民消费受消费习惯影响较大;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的收入、环境、示范、财富效应高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同时,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惯性"最强.由此建议将增强收入、环境、示范、财富效应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减少消费习惯对居民消费影响、扩大居民消费的可行路径.     

开放经济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的微观数据,以数字经济、金融发展为中介变量,研究开放经济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开放经济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经济、金融发展和创新效率;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正向影响创新效率;数字经济与金融发展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即存在“开放经济-数字经济-金融发展-创新效率”的路径。因此应制定政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     

互联网金融、存款竞争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会通过存款竞争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影响。存款竞争分为存款规模竞争与付息成本竞争两种。采用2007—2018年我国106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互联网金融→存款规模/付息成本→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内在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通过挤压存款规模、抬高付息成本两种存款竞争中介渠道削弱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职能;相对于互联网渠道构筑业态,互联网支付结算业态、互联网资源配置业态、互联网财富管理业态挤压银行存款规模并抬高付息成本的存款竞争效应更为显著;在存款规模竞争方面,国有、较高资产规模和较高资本水平的商业银行被挤压的存款规模更大;在付息成本竞争方面,股份制及城市商业银行、较小资产规模和较低资本水平的商业银行付息成本被抬高得更多;互联网金融通过存款竞争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途径分表内和表外途径两种,存款规模竞争和付息成本竞争机制在这两种途径中都显著存在。因此,政府部门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扩张加以正确的引导和管控,商业银行要积极推进业务转型,并不断优化金融生态链。     

交通基础设施如何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基于广义运输成本传导机制的检验

运用199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表现在旅行时间节约效应与货运成本降低效应两方面,通过Han-Philips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两者对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均存在积极显著的作用,而前者的影响程度高于后者.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发现交通对区域金融发展存在四种影响机制:基于旅行时间节约产生的学习共享机制与人力资源匹配机制,基于货运成本降低的市场潜能扩张与产业集聚机制.上述四种机制对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空间条件下存在差异:对金融规模而言,学习共享机制与人力资源匹配机制在位置相邻或经济距离相近地区更为显著,地理距离相邻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市场潜能扩张与产业集聚机制上;对于金融发展效率而言,四种机制在地理邻近地区的作用均更为显著.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效应测度:减税与收入分配的双重维度

作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改革的重要环节,赡养扣除具有减税和收入分配的双重制度价值取向.本文基于2017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7),运用相关指标,从总样本和分样本两个视角对赡养扣除的减税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赡养扣除的总体减税效应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总样本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不同收入层级纳税人的减税分布与收入分配影响都存在着差异.(2)平均税率、累进性、人均减税额与扣除率的变化是影响减税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的制度参数.为了有效发挥赡养扣除的制度定位功效,应适时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合理设置差异化扣除标准与规范,构建赡养扣除成本家庭分摊模式应成为可行的路径选项.     

财政民生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乡服务性消费

在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和财政支出民生化倾向日益突显的背景下,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服务性消费的效应及影响机制备受关注。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3SLS）的实证检验发现,财政民生支出总体对居民服务性消费具有显著挤入效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财政民生支出影响居民服务性消费的重要中介变量,但中介效应的大小存在一定程度城乡差异。对于城镇居民而言,50.7%的挤入效应是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产生的,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挤入效应的贡献率高达70.8%。因此,持续加大"农村倾向"的财政民生支出力度,充分发挥财政民生支出的收入分配功能,是促进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长和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差距的有效途径。     

数字金融发展降低区域金融风险了吗——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金融为传统金融业、金融体系发展增加了新动力，同时也面临新风险，金融风险防控的不稳定因素增加。本文通过构建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区域风险水平，后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GMM模型对数字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风险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接着添加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对数字金融指数进行维度拆分，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和渠道，最后分析金融监管力度松紧不同、存在地区差异情况下，数字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造成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金融风险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数字金融发展对解决融资约束困境、地方政府偿还债务压力起到有效作用，有效抑制区域金融风险产生，产生间接影响的主要渠道是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而使用深度的子维度移动支付，则是导致使用深度发挥作用的主要推动力。     

农业供应链金融扶贫研究展望——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文献综述及启示

宏观上看,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直接促进了贫困人口就业和劳动力要素回报率提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和再分配效应也间接促进了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从微观上看,金融扶贫需要通过机制创新对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给予信贷支持,避免“精英俘获”和资金错配。农业供应链金融致力于构建农业产业链各利益主体之间有效的信贷联结机制,兼具普惠金融、合作金融和小微金融的特点,是有效的金融扶贫微观模式之一。结合我国实际,需要比较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核心农业主体、不同模式的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深入探究农业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之间的多方协作机制及其减贫效应,并持续关注金融科技发展和信用体系建设对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了区域碳减排能力？

基于相关省份2011—2018年面板数据,在综合测度区域碳减排能力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碳减排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就其空间演化特征展开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碳减排能力的提升,在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等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乡村振兴、提高信息通信技术（ICT）扩散强度两条路径作用于区域碳减排能力的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区域碳减排能力的促进效应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对数字金融发达地区和碳减排能力较强地区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数字金融与区域碳减排能力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本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能力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基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就业的决定方程,构建FDI、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联立方程模型,测算了FDI流入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通过收入分配因素对就业转移的间接效应,建立FDI流动→收入差距→就业转移的分析框架。结合1995~2012年统计数据,测算FDI差异对我国三大区域内和区域间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间接效应。结果表明:FDI因素对三大地区内部就业转移的总效应分别为0.0728、-0.006和0.24;对区域间就业转移的总效应为0.3276。FDI促进了就业在东部地区内和三大区域间的流动,收入差距是FDI差异导致就业转移的重要传导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