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信用”能“稳就业”吗——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披露的经验证据

在“稳就业”的政府目标和“信用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且这一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以及审计机构非“四大”和无分析师关注的企业中更为凸显。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抑制代理问题引致的内部资金耗散而增加企业劳动雇佣规模。从员工结构来看，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使企业雇佣了更多的生产员工和技能员工。     

经济一体化下基础设施投资与省区农业边际生产率分析

通过估计1993～2008年省区农业生产函数,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劳动和农地边际生产率省际差异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论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转移就业压力是制约农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省际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收敛,却扩大了省际农地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通过农地边际生产率提升农业边际生产率,劳动的可流动性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对其边际生产率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要充分增强基础设施投资协调省际农业发展水平的能力,还得解决农业劳动城市化带来的“弱质化”问题.     

河南民营企业劳动关系调查与构建思路

劳动关系的内容可分为法律规定和非法律规定两个方面,据此设计调查问卷展开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河南省被调查民营企业的员工对劳动关系法律方面的总体评价较好,而劳动关系的非法律法规方面还没有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调查发现河南省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甚至合同不合法;员工劳动时间长;工资发放不公平;很多企业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对员工个人关心不足。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企业外部、企业自身以及员工自身三个方面入手。     

把时间变成金钱

为了把握时间，美国东北部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指令全体员工在上班前10分钟集合报到，付薪前按员工们的出勤情况核实计发。这位老板心中有一本账：每位员工若干年创造利润10万美元，平均每小时就能创造50美元。如果每天晚到1小时，1年便会损失1万多美元。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选取2006—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与GML指数模型、Dagum基尼系数、面板Tobit回归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对不同经济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区域差异根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17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缓慢增长—间断性降低—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旅游业绿色生产率总体区域差异表现出波浪式递减特征,区域间差异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捷程度、旅游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对“一带一路”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科技创新水平尚未发挥出正向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的高、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空间集聚对本地与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空间集聚对本地和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2）中原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3）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提升中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此，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形成、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推动集聚实现绿色技术效率增长等方面，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２００５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３２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２０４３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组织公平、劳动关系氛围与倦怠感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23家企业及其628名员工问卷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公平和劳动关系氛围对员工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公平通过负向影响员工倦怠感间接对工作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关系氛围通过负向影响员工倦怠感间接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调节效应的路径分析表明劳动关系氛围通过强化组织公平对员工倦怠感的直接效应进而强化了其对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     

组织公平、劳动关系氛围与倦怠感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23家企业及其628名员工问卷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公平和劳动关系氛围对员工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公平通过负向影响员工倦怠感间接对工作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关系氛围通过负向影响员工倦怠感间接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调节效应的路径分析表明劳动关系氛围通过强化组织公平对员工倦怠感的直接效应进而强化了其对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1990-2010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32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企业异质性、地区发展战略与资源错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资源错配的成因主要源自不同维度的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发展战略的扭曲。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C-D确定性前沿参数模型测算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用OP协方差法对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进行测度，进而从微观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发展战略两个层面分析我国资源错配的成因，结果表明：企业TFP异质性主要与其市场结构（垄断及规模经济）、所处地区（城市和省份）以及所有制等维度的差异有关；地方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造成各地区15.0%~52.7%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12.8%~45.1%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以及2.4%~8.5%的产出损失。未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注重内部竞争优化，同时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职能。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民工供给不足的民企人力资源管理视角分析

本文根据民营企业是民工就业主渠道的事实,从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分析民工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企业对员工的激励不足,主要表现在:工资待遇低难以对员工形成足够的激励;短期雇佣影响员工的就业安全度;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劳动环境较恶劣;人文关怀不够,影响劳动者的潜力发挥和供给。改善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生态是激励民工供给增加的重要选择,主要包括:适度提高员工工资待遇;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着力改善员工工作环境;注意劳动契约的稳定性,增强员工就业安全感;关注员工人文需求,改善人力资源生态。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非正规与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两期的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非正规与正规就业者小时工资与年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相比正规就业者，外资进入对非正规就业者小时工资的提升作用整体较小；在融资约束强、创业活力低的地区，二者的小时工资差距受外资进入的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降低了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概率，但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年劳动时间提升作用更大。在外资进入对小时工资和年劳动时间的综合影响下，外资进入对二者年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为一致。     

中小企业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与相关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近些年来,湖北的中小企业在履行员工社会责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在工资保障、劳动时间、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劳动合同签订、工会组织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而企业外部促推力不足是导致湖北中小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履行度低的关键性因素。作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的参与者,湖北中小企业应主动承担起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任,主动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谋求劳资关系和谐。     

应理性看待《劳动合同法》对用工的影响

2008年1月1日起，新《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物业服务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在用工方面受该法影响的程度无疑是比较大的。本文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对物业服务行业的影响，并提出了以促进建立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业主与员工多方利益共赢为目的的，通过转变物业服务企业的用工思路、员工的处理劳动关系观念与方式，以及建立新型劳动关系，适应《劳动合同法》要求的新思路。     

企业创新行为、制度环境与 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使用1999—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由于数据处理原因，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制度环境的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基准回归下，企业创新行为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全样本层面，制度环境存在349和568这两个门槛值，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突破门槛值后会发生明显改变；（3）在高制度环境水平地区，产品创新的影响作用在跨过第一个门槛值后由负转正，工艺创新的影响作用则是不断下降；在低制度环境水平地区，产品创新不存在门槛值，工艺创新的影响作用在突破门槛值后会不断提升。     

劳动保护、员工薪酬与企业利益分配——-基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的经验证据

中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是劳动保护制度环境的发展,对员工参与公司利益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以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员工参与企业利益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员工参与企业利益分配具有积极作用;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它对非国有上市公司员工参与企业利益分配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升了企业利益分配格局的公平性和员工薪酬满意度,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者权益在全球化下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全球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主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往往把压低国内劳动力成本作为首选方式。政府因势对劳动关系规制的放松，使企业拥有更多的支配权，采取了更为灵活的雇佣方式，雇佣更多的非全日制员工等。而这些非“正式”员工的劳动保障和待遇都很低，使其基本的劳动权益很难保障。经济全球化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要求政府应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强化工会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     

民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与员工雇佣保障

员工雇佣保障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稳定就业市场的微观基础与实践路径。文章利用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对企业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能够强化雇员劳动权益保障质量。具体来讲,当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较高时,企业长期员工雇佣比例显著提升,短期和临时员工雇佣比例显著降低。进一步检验揭示,企业家主观地位主要藉由改善内部用工环境、增强员工“集体发声”和强化政企联结等三条路径提升员工雇佣保障质量。研究还发现,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对员工雇佣保障的作用强度还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官员晋升预期、市场化进程、失业率水平和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文章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揭示了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拓展了员工权益保障主题的研究文献。它也为营造尊重企业家干事创业社会氛围、增强企业家自我认同以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