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传导机制与空间效应

“双碳”目标为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金融则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现有实证研究主要针对绿色金融对碳达峰的影响（碳减排效应）,鲜见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探究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经验分析,且缺乏对相应空间效应的检验。本文认为,绿色金融会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生产活动,促使更多资源被配置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领域中,这将减少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并增强地区碳移除能力,进而推动实现碳中和。具体来讲,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经济活动中节能减排投入的增加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化,进而从碳减排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通过绿色农业和林业开发提升陆域碳汇能力,进而从碳移除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产业结构及外资结构低碳化和生态化转变,进而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赋能碳中和。同时,在绿色金融发展、碳排放和碳移除的空间溢出作用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运用动态SDM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30个样本地区的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碳赤字水平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本地碳减排和碳移除进而降低本地的碳赤字水平,同时也有利于降低相邻地区的碳排放和碳赤字水平;总体上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此外,节能环保支出增加、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森林覆盖率提高可以促进碳移除能力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则可以同时促进碳减排和碳移除。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在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传导机制,二是将碳赤字、碳减排和碳移除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碳中和的促进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不仅会助力本地碳中和的实现,还会对相邻地区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应进一步挖掘和提升绿色金融发展的积极效应,强化其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并加强绿色监管,着力解决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绿色资源错配等问题,尤其应重视和避免“漂绿”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碳中和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政策路径

实现碳中和目标是我国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探究碳中和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有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稳步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首先从增长、就业、绿色、成本、风险五个维度系统剖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然后基于这五个维度阐释碳中和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最后提出迈向碳中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路径。政策路径为：加速能源转型,以可再生能源助推经济社会低碳发展;激发绿色需求,以绿色消费倒逼零碳生产;拓宽区域合作,以资源对接和多能互补促进互利共赢;创新发展范式,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典型国家“双碳”目标实现路径解析及中国借鉴

“双碳”目标的提出及推进对中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助力“双碳”目标实现,通过梳理低碳发展水平处于前列的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典型国家及地区在实现碳达峰时的阶段特征、“双碳”目标实现路径、量化分析影响典型国家和中国“双碳”目标实现进程的因素,剖析了中国“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在经济、产业、能源、城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保障“双碳”目标和经济发展并行不悖、关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双碳”目标分解落实等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为探求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发展路径,平稳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碳中和目标下新型电网消纳碳捕集利用技术的思考和展望

随着能源改革的不断深化,可再生能源渗透率逐步提升,电力低碳化发展是未来电力系统的主要发展方向,碳捕集利用技术是新型电网达到碳中和目标的必然选择。文中全面介绍了当前碳捕集技术的发展情况和国内外应用现状,并结合低碳电网建设、电网运行、电网调度的实际需求,阐述了消纳碳捕集利用技术的新型电网将面临的主要挑战与亟待解决的问题,探讨了新型电力系统消纳碳捕集利用技术的建议和策略。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驱动因素

利用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2016—2018年的交易数据,首次引入电力变量,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碳排放权价格需求方面的驱动因素与碳价格的动态因果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驱动因素影响的显著性及方向与试点地区的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具体到广东,天然气和原油价格、工业生产、极端天气事件与碳价格显著正相关,煤炭价格、代表燃气电厂单位利润的清洁点火差价与碳价格显著负相关;股票市场指数、代表燃煤电厂单位利润的清洁黑暗差价、代表电厂单位减排成本的转换价格对碳价格均无显著影响。同时,电力变量与碳价格的关系为碳交易体系促进企业转向使用清洁能源提供了实证证据。     

政策性金融支持"煤电+CCUS"产业发展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电力行业需要实现脱煤发展,但我国能源和电力结构决定了无法完全摒弃新增煤电.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是公认实现深度电力脱碳的关键技术,具有正外部性、高壁垒、高成本投入等经济特征,且面临产业发展窗口期.政策性金融通过扶持和增信机制能够较好地弥补"煤电+CCUS"产业发展的资金缺口问题,但其有效性面临财政政策及与政策性金融协调问题的制约,为此本文提出了相关建议.     

金融风险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创历史记录,同比上升6%,该机构认为碳排放已经影响到了人类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推进,国际间金融风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控制能源消耗,抑制二氧化碳排放,才能保证社会资源平衡发展。因此,当前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是抑制二氧化碳排放。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目前国家已经明确了绿色低碳经济战略目标,要求促进碳减排,推动碳金融发展。碳排放与金融市场相互促进,但弱化了金融风险对碳排放影响效应。因此,本文侧重分析了金融风险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进一步证实了金融风险对碳排放存在抑制作用,地区发展可借助金融手段减少碳排放,最后从在助力碳减排、管控金融风险、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优化政策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旨在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参考。     

低碳经济：中国的责任与未来

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也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通过对1990～2008年GDP和能源消费历史数据的计算,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通过对2010—2020年我国能源消耗中碳排放量、GDP、能耗和森林固碳量等的计算,预测出如果我国继续坚持目前“三高一低”的生产方式,到2020年的碳赤字将急剧增大,这意味着我国的生态碳汇能力的增长速度将远远低于碳排放增长的速度,这将成为应对气候突变危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消极影响因素。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低碳经济背景下烟台市利用外资问题探讨

通过对全球投资新趋势和烟台市吸引外资能力及环境的分析,指出跨国公司投资低碳化趋势为烟台市利用外资发展低碳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总结了烟台市的自然碳汇资源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了三次产业的碳功能及烟台市利用外资的产业布局;提出烟台市在利用外资中融入低碳理念的建议,包括引进国外先进的低碳技术、建设低碳经济园区、打造低碳产业链、推进低碳生态农业建设、开发林业引资和"碳中和"项目、发展低碳海洋技术、培育低碳服务业等。     

产业转型促进煤基清洁能能源产业化——访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副院长陈贵锋

"推进能源高效清洁转化,需要进行煤炭开发利用方式变革-城市终端用户不用煤,而用煤基清洁能源。建立煤基清洁能源基地,由单纯的煤炭生产向煤基多元产品生产转变,煤炭开发-优质煤炭-清洁能源(电力、燃料油品、燃料气)-煤基材料和化工品一体化,实现多产品联产和资源的分质高效清洁利用,极大减少煤炭开发利用的污染物排放。煤基清洁能源基地可以在大型化矿区和特大型矿区先行开展,在基地进行煤基清洁能源生产,通过电网、管道、铁路等向大城市和人口集中区提供清洁优质的绿色能源,我认为这是煤炭开发利用未来变革的方向,实现煤基清洁能源的目标,就解决了我国70%的能源问题。"     

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安全与保障措施

能源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碳中和目标下能源转型的前提约束，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外部不稳定因素增多，非传统性风险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国内碳中和的推进也给能源安全保障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并丰富了能源安全的内涵。本文认为，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安全观以供应安全为核心、配置安全为前提、价格安全为重点、战略安全为关键、生态安全为目标，是对国际形势和能源国情的重新审视和全面解读。立足国际国内新形势，本文提出以下保障能源安全的措施建议：（1）构建新型能源系统，加强能源跨区域配置能力；（2）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系统智能化水平；（3）完善市场化交易机制，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4）调整国际合作布局，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5）建立健全相关监测机制，防范化解风险。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低碳发展吗?

低碳试点城市作为探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示范城市,在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6—2019年22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量,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高政府治理城市的碳排放。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进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和实践参考。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的路径分析

我国已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在实现双碳达标的过程中需要一系列绿色制度的保障,从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出发,从生产生活中产品过度包装现象着手,挖掘我国现行法律在规范绿色包装方面还不够完善、政府相关监管有待提高、企业清洁生产责任没有完全落实、公民环保意识亟待加强等方面问题的原因。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从制定专门法律法规、完善政府监管职责、加强企业清洁生产责任、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四个路径限制产品过度包装,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经济。     

对酒泉市发展低碳经济情况的调查

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寻求经济复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甘肃酒泉市作为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产业基地,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取得了明显成效。本文对酒泉市发展低碳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查,重点调查了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情况,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树立科学发展观调整广东能源结构的思路

广东省要保持原有优势并在未来的发展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能源供应问题至关重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脱离我国的能源现状：人均资源贫乏，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可利用的一次能源中“多煤少油缺气”。大量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用已造成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广东一次能源消费90％依靠省外，二次能源——电力消费已有10％依赖省外，且在未来10年将达到近30％，能源消费结构中有近70％是煤炭。因此改变广东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在其中的比例，是确保广东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运行平稳的关键措施。     

我国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全面启动——《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管理办法》解读

绿色能源县是指在县域能源开发利用中,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量达到较高比重,能源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生活能源基本实现清洁化和优质化,并通过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资源,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     

中国制造2025的碳减排目标会实现吗

2016年～ 2025年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午,也是对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检验的十年,因而预测制造业的碳排放并做好阶段性控制工作,是我国制造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首要任务.基于Kaya恒等式,引入能源结构、高碳产业比例、人民币汇率、加入WTO等变量,构建制造业碳排放协整方程,发现我国制造业的碳排放增长与人均增加值、能源强度、能源碳强度、高碳产业比例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预测出2025年制造业在积极情景、消极情景、基准情景下的碳排放水平及2020年～ 2025年制造业碳排放的平均增速;然后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对2025年碳排放可能的取值范围进行模拟,得出我国制造业2025年的碳排放水平值;最后依据产业结构失衡度倒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得出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碳排放构成比例,为制造业、进而为中国经济2020年～2025年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勾勒出碳排放路线图.     

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广阔

可再生清洁能源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政府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目标,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和节能减排、循环经济     

河北省建筑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化及达峰路径分析

为了从建筑业角度探索“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实现路径,实现建筑业减排目标,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改进BP神经网络结合情景分析法,对2000—2019年河北省11个地市建筑业排放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碳达峰情景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9年河北省建筑业碳排放效率距离生产前沿面存在26%的发展潜力,说明当前河北省建筑业的发展中存在着较大的资源浪费;2)河北省建筑业碳排放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空间分布格局由“西部高、东部低”向“中部高、南北低”转变;3)在基准情景下,河北省建筑业未能实现碳达峰;低碳情景下可以在2030年实现达峰目标;而强化情景下,则能够促使达峰时间提前到2027年。同时提出“以政策调控为主导、以市场合作为辅助、以技术升级为根本”的减排路径。     

能源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选择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常规化石能源储量限制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发展丰富、清洁的新能源极为迫切,但在现行市场机制下,能源产业的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均未得到有效体现,能源市场的发展存在着市场失灵,为此,可以通过附加税收政策内化常规化石能源的外部成本和优惠税收政策内化新能源的外部收益,以实现能源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