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大都市区卫星城发展路径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卫星城作为大都市圈的组成部分，与母城之间有较密切的经济联系、交通联系和居住生活联系，因而对控制大城市的过度扩展、疏散过分集中的人口和减轻工业污染有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成都市卫星城为分析对象，依据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对其卫星城与中心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潜力进行实证测算后发现，成都市卫星城因与中心城区产业、交通间的相互作用力不同，可大致分为先发型卫星城、支撑型卫星城和特色型卫星城三种类型，并针对三种类型建议分类实施跨区域联动发展、主导产业培育发展、差异化发展三条发展路径。     

大都市郊区新城的空城化与破解策略——以上海松江为例

近些年,随着快速城市化进程出现了大量的城市问题,包括交通拥挤、就业饱和、居民生活成本增高等.为缓解这一问题,许多特大城市在中心城区外围建设新城,希望通过协调城市、人、环境的关系,缓解城市中心的压力,使城市逐步达到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平衡,中心城与郊区的空间平衡.然而,各大城市发展郊区新城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新城吸引力不足,人口分流达不到预期效果,成为新城建设的通病.本文通过对上海松江新城的相关研究,给出具体的分析与建议.     

从产业集群到小镇集群--城镇组织体系变革的启示

从小镇走向大城市：城市单体不断扩张,城市组织日益复杂、脆弱　一、从小镇到大城市的单向集聚发展　从村落到小镇,从小镇到新城,从新城到大城市,以＂集聚＂为特征的我国城市化浪潮带来了城市的膨胀,吞噬了大量村庄小镇.一片片田园风光在我们眼前黯然消失.城市的扩张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集聚带来了许多正效益.     

加快成都大都市区卫星城独立成市的政策建议——从体制机制改革角度出发

卫星城是大都市区多中心、高密度空间体系的重要组成单元, 是促进城乡空间紧凑布局、集约一体发展的新城市空间。基于成都市大都市区内卫星城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瓶颈制约, 重点按照独立成市的发展理念, 在体制机制方面, 提出未来卫星城转型发展的政策建议。     

城市中心区与郊县卫星城协调发展研究——以“三年大变样”背景下的石家庄市为例

河北省提出从2008年到2010年"每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的目标后,石家庄市按照"三年大变样"要求提出"1+4"格局开展中心城和卫星城建设思路.文章从分析国内外卫星城的发展现状入手,结合石家庄的特点及现实状况,探讨了石家庄在中心城与卫星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首都高端产业空间演变动态研究:北京金融空间观察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经济发展不仅注重速度,还追求质量.北京市作为我国首都、超大城市,根据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双循环"战略,要不断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本文以北京市金融服务业为视角,基于聚集与扩散理论,利用POI大数据,借助空间自相关检验模型和点密度分析方法测度北京市金融服务业在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三个时间节点的空间演变动态.实证分析发现:(1)从时间尺度看,在2010年-2020年10年期间,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政策促进了金融服务业在市场规模、市场空间方面的发展.(2)从空间尺度看,北京市金融服务业在10年之内不断从中心城区向外扩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北京市中心城区行政边界内先后出现了东移、北移的明显趋势,且功能分区更明显.总体看,呈现出功能区、单中心、分散化的发展趋势.(3)北京市金融服务业增幅大概在35％,可知其对北京市经济发展的支撑有着重要的地位,是北京市骨干、重点产业.(4)分析北京自贸区重点区域金融服务业发展情况,为下一步"十四五"期间发展提供建议.     

对构建我国大城市旅游圈的思考

本文借鉴了前人的点轴发展理论和圈层式空间结构理论，探讨了我国大城市旅游图形成和发展的机遇，对我国大城市旅游圈层次划分制定了分级指标，提出了构建我国人个大城市旅游目的构想，并对我国大城市旅游圈发展的总特征进行了总结，在当个旅游大发展时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微中心”的发展对策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解决京津的大城市病和促进环京津区域的发展带来了机会,但是在三地资源进行整合过程中,不能单纯注重大中城市互动,由县级中心地和乡镇中心地构成的"微中心"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为此需要构建发展微中心的多元化发展对策。     

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空间格局演化过程与机制研究

从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类型三个角度分析了合(肥)芜(湖)蚌(埠)自主创新试验区经济空间格局演化,其经济中心经历了由北向南、由两翼向中心的移动过程,初步形成"中心—外围"的发展形态。增长极机制、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是促进其演化的主要动力,提出应建立统一空间规划,促进经济合理布局。     

我国沿海大城市的发育机制与成长因素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大城市发展的关系大城市的空间扩展成长机制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资本、生产、服务、思想和文化等在世界性大城市的相互联结,特点是这些要素大量和高速地流动[1],促进了城市规模     

城郊民族乡旅游开发实例——密云檀营乡旅游开发设想

现代旅游日益普及化和大众化,随着带薪假日增多,特别是五天工作制的实行,加上高速公路的发展,特快旅游列车的开通,电讯交流的便捷,城市效区(近郊和远郊)旅游和短线区域旅游重合,形成了城市周边旅游,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旅游区大大扩大了范围。适应这种需求,在城市周边地区开拓相应的旅游区,是旅游业发展的新动向,尤其在城市近郊灰色地带(即由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过渡的地带),可以营建适应"康体休闲、亲近自然"的旅游世界,并结合当地旅游资源,利用近郊的区位优势,以城市为依托,把旅游业当作先导产业,进而带动经济全面开发,促进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镇体系演变历程与新型发展模式

城市的发展以城镇体系的合理化为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体系政策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可分别概括为"限制大城市鼓励小城镇""大中小协调发展"和"城市群"。但中国城镇体系的实际演变历程与政策演变历程并不完全一致,2012年我国大中小及小城镇比例为1∶5∶7∶382,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体系1∶10∶100∶1 000的金字塔结构相比,明显呈现"大城市较多、中小城市及小城镇较少"的特点;与此同时,30%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居住在市辖区人口40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集聚呈现出明显的"大城市化"。为此,新时期我国城镇体系的主体形态是"城市群",发展关键是"功能定位",发展重点是"中等城市"。     

转型期国家的中小城市与大都市新城开发——第二十届长三角城市科学创新论坛综述

以"人本、生态、低碳、可续"为理念,以中小城市特别是大都市郊区新城可持续开发为主题的"第二十届长三角城市科学创新论坛",12月1日在上海城市管理学院隆重举行。与会的各界专家学者借鉴中外城市创造的前导理念和成功经验,就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化加速期、城市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科学、高效、生态、低碳、节俭地推进中小城市尤其是大都市郊区新城的可持续发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符合本土实际的应对理论和实践举措。     

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共同演化机制:理论与实证简

基于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本文尝试性地构建了产业集群与城市化多层次、多阶段互动的理论框架和演化模型,并以绍兴县纺织产业集群与柯桥新城的互动发展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结论显示:产业集群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微观、中观、宏观层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多层级、多阶段的动态演化过程;不同互动层级的参与者在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内生性地推动二者从萌芽起步阶段向耦合发展阶段再向创新整合阶段不断地进行层级转换和阶段跃迁;最后,以上述理论框架和演化模型为基础,分析了绍兴县纺织产业集群与城市化互动的历史演化过程及阶段,并据此提出了推动二者创新整合、优化升级的若干逻辑要点。     

文化自觉:国际大都市不可或缺的活力之源

一、国际大都市的概念和分类叶:首先,有一个概念我想请您释疑.最近几年,中国大陆有好几个城市陆续提出了要向“国际大都市”迈进,而有的则提出要成为“世界级大城市”(比如我们上海).您能否诠释一下,这“国际大都市”和“世界级大城市”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区别?蒯:严格地说,两者应该是一个概念.那些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活动和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心城市,被人们称为“国际化城市”或“国际大都市”.国际学术界一般按国际化程度的不同将“国际化城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谓“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y),这是指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第二个层次是“国际性城市”(InternationalMetropolis),这是指那些具有某些国际性功能的地区性国际化城市,如巴黎、芝加哥、香港、悉尼、新加坡、汉城、莫斯科、法兰克福等.     

创新“六大”机制打造节水型城市

深圳经济特区是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也是全国严重缺水的大城市之一,全市70%以上的水源由市外引入。近年来,我市把节水纳入城市发展战咯,坚持走节约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的道路,不断创新机制,打造节水型城市,在广东省率先获得国家节水型城市命名。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共创共     

特大城市轨交综合体系的高效集约及管理优化

伴随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启动,我国大城市面临的交通拥堵、交通污染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如何转变大城市交通发展理念和建设重点,构筑高效集约的现代城市交通体系已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借鉴香港与新加坡轨道交通系统的发展经验,可以清晰地剖析出我国大城市交通当前发展的困境,也因此可以探寻大城市交通发展的优化路径,即大城市优先发展轨道交通是破解交通困境和根治城市雾霾的必由之路。     

上海郊区化的新态势与大都市区的建设

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是指随着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人口、产业、就业和住宅等逐渐由中心城区向郊外扩展和迁移的分散化发展过程，其实质，是社会经济要素由中心城区向郊区的离心拓展扩散。由于人口的分散与集中是乡村与城市的突出标志，因而人们通常把人口作为郊区化的首要标志；实际上，郊区化发展的标志还有产业．城市重大功能设施、科技、教育、商贸、住宅和旅游等其它许多方面。     

“六五”~“十二五”:中国经济增长点—轴的演变及引申

20世纪后20年,中国经济增长"点—轴"基本上沿着经济区→经济区网络和城市网络→基地+新型乡镇+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经济区域、综合型经济带、综合经济圈、外向型经济区、新的经济带→"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带的路径而演化。进入新世纪之后,围绕"三纵两横"的轴线,加快新城市群建设和更具特色的经济区建设,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线。为进一步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今后在点—轴建设方面,一是应对区域板块给予重新划分;二是应尽快建立经济区或城市群政府联盟组织机构,认真落实相关规划;三是打通"断头路"。     

城市病界定的困惑及克服的责任主体定位

正暨南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的覃剑博士在2012年第5期的《现代城市研究》上发表题为《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源起、现状与展望》一文,认为纵观有关城市病界定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发现学者们对城市病的产生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必然产生,认为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化、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城乡冲突或社会失衡等问题。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政策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城市可能会产生"大城市病",但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截至目前,这两派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