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返贫困防治探讨——基于政府和农民的视角

贫困存在多种原因，返贫困防治应瞄准根源，多视角精准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后续政策支持缺乏、对扶贫"政绩指向"的错误理解、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三变改革"中遭遇市场风险等会导致农民返贫。对农民而言，懒散思想、自身素质和观念、不可抗力因素、就业创业失败也会导致返贫。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资金与物质扶贫方式，以产业支撑助推返贫困治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扶贫开发实践，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扶贫目标。与此同时，还应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提升治愚、扶智力度，加强乡贤文化建设。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难点分析及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精准扶贫已进入最后一公里,扶贫任务具有艰巨性和紧迫性。在此阶段,扶贫工作还存在诸如政策落实不到位、各方力量难积聚、深度贫困地区扶贫难度大、脱贫群众易返贫等问题,因此未来我们仍需要继续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扶贫事业,同时要深化落实各项扶贫政策,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着力构建长效机制,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同时,仍然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仅是消除绝对贫困的第一步,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政府债务高企、老龄化加剧的等问题,消除贫困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本文立足于当下我国精准扶贫的客观事实,分析了继续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的几大难点,并探讨了脱贫攻坚的政策建议。     

“结构-关系-主体”视角下农村贫困治理有效实现路径——基于广西15个县45个行政村878户农民调查研究

后脱贫贫困治理时代,要实现农村持续脱贫,除了通过外部支持,要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锻造基层扶贫项目后续管理模式。基于"结构-关系-主体"的框架,将农村扶贫项目制运作模式归结为:村民自筹+民间理事会型管理模式、村民自筹+经济组织+政府引导型管理模式、党建引领+村委会型管理模式、村民自筹+私人承包型管理模式和社会组织+项目小组型管理模式五种类型。要实现公共扶贫项目有效运营,关键是农民主体性建构的问题,其特征衍生出自主性、创造性、能动性和历史生成性,并受到农民年龄、知识、收入、性别和职业等结构因素制约,这些主体性结构因素失衡将导致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遭遇困境。为此,需要从主体性框架进行贫困治理研究再规划,因地制宜地运营扶贫项目后续管理模式,通过激活基层内生发展动力,进而夯实发展基础和提供发展机会,保障农村返贫不可持续性,从而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武陵山区的经验

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不仅关系到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更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形象,关系到农民战胜贫困的信念,决定着国家扶贫事业的成败。文章利用来自武陵山区的598个农户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当地的"义务教育质量"、"医疗服务状况"、"农民收入增长情况"、"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低保公平"、"农户对扶贫政策的了解"、"非政府组织扶贫参与情况"等7个变量皆对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东北区域性金融扶贫生态圈的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工作效果显著,扶贫战略布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扶贫生态圈的观点应运而生.在加快区域性扶贫生态圈建设的背景下探讨防范系统性返贫,对提高贫困人群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扶贫生态圈的建设既需将数字化能力、大数据分析与相关产业链相结合,也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政策为引导,进而为有效扶贫提供一个完整的生态圈.     

21世纪西部农村扶贫开发的现实选择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的形成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自然、经济、社会、制度等相互交织的诸多原因,农村扶贫开发与反贫困必然构成21世纪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与难点问题.如何有效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非政府机构的扶贫资源,形成以政府扶贫为主导的反贫机制,消除脱贫农民返贫现象和制止扶贫资金漏出问题,需要开辟多种投资渠道,从加大农村投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基层政府改革和实施不同形式的移民等途径加以考量.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反贫困统筹模式研究

中国目前剩余城乡贫困问题大量存在的现状特征,既凸显了城乡反贫困政策中"双轨制"模式的局限性,也说明反贫困已到了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关键时期。应对中国目前的反贫困体制进行反思,对反贫困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应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按照统筹城乡反贫困的政策理念,整合各方面资源,多视角关注贫困问题,推动管理体制、就业、社保政策等方面的综合联动改革,统筹规划和安排城乡反贫困政策,实行农村与城市反贫困并重,并加强城乡反贫困工作的互动。实施"预防性扶贫 救济性扶贫 开发性扶贫"三位一体式反贫困创新模式。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２１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2002—2008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2002—2008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21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减贫与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致贫因素多元复杂，表现形式特殊多样，内生动力不足已成为制约脱贫攻坚进程的关键问题。研究结果认为，在减贫与发展实践中纳入文化视角，可以帮助贫困人口树立发展自信，重塑发展文化和探寻新的发展路径。有鉴于此，文化基础上的减贫与发展，应该着重挖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为发展所用；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文化，为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提供催化剂；搭建发展的平台与空间，为激发贫困人口的发展自信创造条件，以促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减贫与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致贫因素多元复杂,表现形式特殊多样,内生动力不足已成为制约脱贫攻坚进程的关键问题。研究结果认为,在减贫与发展实践中纳入文化视角,可以帮助贫困人口树立发展自信,重塑发展文化和探寻新的发展路径。有鉴于此,文化基础上的减贫与发展,应该着重挖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为发展所用;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文化,为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提供催化剂;搭建发展的平台与空间,为激发贫困人口的发展自信创造条件,以促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关系研究

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对中国扶贫开发也将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通过对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其一,发展方式转变,重构了减贫的动力机制,即产业动力、增长动力和内生动力等发生了新转变。其二,发展方式转变,使减贫路径和方式发生新变化,即引致了贫困人口收入来源、扶贫重点以及就业方式发生新变化。可以说,发展方式转变的快慢影响和决定着减贫效率的提升程度。快速跟进的后续产业以及尽力避免贫困人口失业是扶贫的关键。加大生态补偿力度,保障贫困人口收入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迅速增强内生动力,激发贫困人口的积极性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文通过定量分析,测度了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之间的关系。     

主体性发挥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内在逻辑——基于贫困群众的研究

脱贫攻坚,群众动力是基础,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攻坚的主体。只有当贫困群众本身具有强烈的脱贫内生动力,有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内在自觉,才能迸发出强大的驱动力量,脱贫攻坚才有可能顺利推进。因此,必须坚持和依靠人民群众,发挥贫困群众主体性功能,充分调动起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在脱贫攻坚中能够在思想上自觉认知,情感上主动接受,行为上积极参与。这不仅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要求,也是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关键手段,更是贫困群众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必须从加强思想引导,能力提升,方式改进,氛围营造等方面入手,真正调动和激发起贫困群众主体性效能。     

农地流转、非农就业与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效益

土地是农户重要的生计资本，土地问题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中的关键，关乎脱贫成效。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和“推-拉”理论，本文采用重庆酉阳1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数据，从搬迁户的视角出发探讨农地流转对易地扶贫搬迁户脱贫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能够通过为搬迁户带来土地租金收入、促进家庭生产要素优化和劳动力合力配置正向促进搬迁户脱贫，非农就业这个逻辑中发挥中介作用，村干部政策执行则在农地流转和非农就业之间起调节作用。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过程中，要激活农村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要素合理流动，加大村干部主动执行政策的力度，不断带动搬迁户非农就业，夯实永续脱贫之本。     

逆向飞地经济的扶贫模式研究

消除贫困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逆向飞地经济具有良好的扶贫功效。文章首先对逆向扶贫飞地经济的共性特征进行了归纳，然后对金磐扶贫开发区展开了个案研究，在构建飞地经济运行机制基础上详细研究了逆向扶贫飞地经济的产生原因、运行特征和影响等问题。研究发现，逆向扶贫飞地经济作为“外部支持型逆向异地开发模式和空间”，能够帮助贫困的飞出地实现异地发展和脱贫，同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鉴于逆向扶贫飞地经济具有较强的正面效应和可复制性，文章提出，在科学论证的前提下推广逆向扶贫飞地经济，妥善处理异地开发和本土发展的关系，采取完善顶层设计、理顺管理体制、优化利益分配等一系列措施应对飞地经济发展中的共性问题。     

精准扶贫场域下技术治理异化的表征与生成

精准扶贫中,国家通过多重发包的数字生产机制解决扶贫对象锚定困难以及扶贫效果难以监测等难题,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技术治理异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重视数据生产而造成数字的悬浮、规避责任而形成应付检查的痕迹管理、强调政府自主性而忽视了社会自主性。本文从“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微观主体”三重逻辑出发搭建分析框架,以阐释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生成逻辑。研究表明,制度约束、组织推进和主体运作三者耦合造成了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困境。技术治理异化现象侵蚀了基层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及公信力,应从维护基层政府治理公共性和公信力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     

解读“穷人思维”:贫困农户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广西、贵州贫困山区入户实地实验的证据

采用入户实地实验的方式，从贫困农户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入手对"穷人思维"进行解读。在广西、贵州两个少数民族聚居乡（镇）进行的抽样调查和实验发现，贫农普遍厌恶风险，特别在面临可能的损失时风险厌恶程度显著上升，但也有部分风险偏好者，在面临可能的损失时却更为偏好风险；越是厌恶风险者获得的实验收益越低，相反越是偏好风险者获得的实验收益越高；配偶、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增加显著降低了贫农的风险厌恶程度；家庭承受的教育负担越重，贫农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扶贫政策的开展和实施应考虑贫农的风险态度，完善针对风险偏好者的多样化的金融支持和针对风险厌恶者的低息金融扶持，能覆盖更广泛的贫农群体。长期来看，教育扶贫应当成为一项持续的重点扶贫政策，降低家庭教育负担、提高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加强成人继续教育培训都将产生长期、积极的显著影响。     

解读“穷人思维”:贫困农户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广西、贵州贫困山区入户实地实验的证据

采用入户实地实验的方式，从贫困农户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入手对"穷人思维"进行解读。在广西、贵州两个少数民族聚居乡（镇）进行的抽样调查和实验发现，贫农普遍厌恶风险，特别在面临可能的损失时风险厌恶程度显著上升，但也有部分风险偏好者，在面临可能的损失时却更为偏好风险；越是厌恶风险者获得的实验收益越低，相反越是偏好风险者获得的实验收益越高；配偶、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增加显著降低了贫农的风险厌恶程度；家庭承受的教育负担越重，贫农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扶贫政策的开展和实施应考虑贫农的风险态度，完善针对风险偏好者的多样化的金融支持和针对风险厌恶者的低息金融扶持，能覆盖更广泛的贫农群体。长期来看，教育扶贫应当成为一项持续的重点扶贫政策，降低家庭教育负担、提高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加强成人继续教育培训都将产生长期、积极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