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医疗、住房、就业服务视角

本文以居民主观幸福感为民生指标,运用CGSS (2013)数据定量检验了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能显著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它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依次递增.分样本回归表明,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增加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提升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能显著增加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和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基于攀比理论和扩展的效用函数,构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基础,使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居民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不同的收入组来看,收入水平的增加对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增进意义较大,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较小。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且较强的增进作用。相比最低收入组,更高收入分组的个人拥有更高幸福感,且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本文的政策意义是：政府不应仅仅关注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增长,更要关注收入结构的调整变化,只有同时促进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     

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样本微观数据,分析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保现状以及主观幸福感的分布特点,探讨社会医疗保险参保状况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医保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身体健康状况"及"社会公平感"两个中介变量产生。为了提高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要从加快城乡医疗保险整合的步伐、完善医疗保险的补充项目以及提升医疗保险给付水平三个方面入手,注重制度的公平性,同时提升医保的可及性、有效性,从而改善居民健康状况,达到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目标。     

分税制背景下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ＤＩＤ和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分析方法

利用１９９０年与２００７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使用倍差法和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分税制改革在宏观方面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行政策评价。研究发现,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性,整体上扭曲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分税制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负效应,而改善民生性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效应。由此,提出调整转移性支付结构、实施扁平化财政制度、贯彻彻底而全面的经济性分权、构建和完善民生性财政等措施。     

分税制背景下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DID和Ordered Probit分析方法

利用1990年与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使用倍差法和Ordered Probit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分税制改革在宏观方面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行政策评价。研究发现,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性,整体上扭曲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分税制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负效应,而改善民生性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效应。由此,提出调整转移性支付结构、实施扁平化财政制度、贯彻彻底而全面的经济性分权、构建和完善民生性财政等措施。     

高职院校英语教师主观幸福感研究——以金华地区为例

文章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高职高专英语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现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和婚姻状况的高职英语教师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收入的高职英语教师在主观幸福感上差异不明显,高职英语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总体较高。     

高职院校教师幸福感的提升策略研究

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感的研究现如今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文章主要研究的对象是高职教师,随着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提升,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面临着诸多压力,幸福感受到影响。本文主要是在对高职教师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对高职院校教师的幸福感提升策略进行研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激励机制等方法来提升教师的幸福感。     

“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基于民生满意度视角

“新常态”下,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摆脱“Easterlin悖论”的发展困境,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年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民生满意度指数,实证分析了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提高收入水平并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途径,民生满意度指数每提高 0.1,幸福感将提升 0.0675,大致相当于阶层认同上升一个等级、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6倍;对于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民生满意度的幸福效应更大。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替代性,充足度的影响最大;收入与民生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主观幸福感的城市居民出游意向分析——以都江堰为例

居民出游意向与主观幸福感存在紧密联系,对比国内学者少有研究。以都江堰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抽样调查方法获得基础数据．用多重对应分析和方差分析得出结论．结果表明：幸福感强的都江堰居民通过电视、报纸和网络获取旅游信息,选择热闹都市和山水自然风景为游览对象,以增进与亲友的感情和增长见识为旅游目的,比较喜欢与亲友结伴或者由单位组织出游,选择飞机、轮船和汽车作为交通工具,旅游花费集中在500元上下．而幸福感较低者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和向旅行杜咨询来获取信息,选择探险和宗教朝圣类旅游景点,以调节身心为主要旅游目的。喜好个人出游、倾向自驾游,呈现更高的旅游花费水平．另外,主观幸福感对出游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寂静”的大多数：噪声污染与居民幸福感

噪声污染不仅是社会治理问题，更关系到国民幸福感。利用CHIP、CGSS、噪声污染司法文书数据，发现噪声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对象“歧视性”。噪声污染由于缺乏流动性和饱含消逝性，拥有低收入群体锁定效应。噪声污染不仅会作为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影响居民对机会不平等、收入差距、经济预期、阶级流动性、社会关系等问题的感知降低其主观福利。人口规模较大且缺乏追诉渠道的低收入群体成为噪声污染问题的主要承担者。噪声治理不仅可有效保障“寂静”大多数的合法权益，还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主观幸福感，进而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