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企业税负与区域财政收入——基于51家陕西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等问题带来的挑战。减税降费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其促进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2015年—2020年注册地在陕西省的51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微观角度研究各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的变化对其所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短期内减税降费政策实施降低综合税收负担率,进而对其所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有明显减少作用,但从长期看会增加其所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为提高区域财政收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需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宣传与认知三个层面进一步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减税降费政策与企业实际税负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以及税、费征管权合并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减税降费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税、费征管权合并显著抑制了减税降费政策的减税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财政压力大、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不显著。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国家治理意蕴北大核心

当前很多学者从微观经济机制及企业税感等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但减税降费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本文从我国企业税费负担的历史成因出发,认为我国的减税政策不仅仅是经济新常态下逆周期调节的工具,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取向。减税政策与国家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的深度调整有关,与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能力建设有关。基于此,文章对我国减税政策的目标定位及制度设计提出了建议。     

支持高质量发展减税降费效应分析及优化路径

税收作为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轮减税降费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存在着诸如政策传导机制不佳等问题,税制设计尚有很多优化空间。本文从建立竞争税制体系、完善涉企税制、推动直接税改革、扩宽地方财源、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减税降费等方面提出了优化减税降费、提升税收治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减税降费经济效应:传导机制与阻碍因素——基于西部XA市调查

近两年来,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途径之一,也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对西部地区XA市税务部门和企业进行实地访谈调查的基础上,对各类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机制从微观和宏观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阐述了增值税、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等领域的税费减免影响成本、利润、现金流、投资以及GDP的不同途径,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市场地位、政策设计、征管方式等因素对企业和居民实际获得感的负面影响,最后提出了完善制度、改进征管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企业减税降费、经济增长与财政优化——基于日本都道府县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测算

基于2007年-2015年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检验日本法人税减税的产出增长效应与收入回馈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实际法人税率的下降可显著提升日本地方经济增长率,即减税的产出增长效应明显;但同时也造成地方政府的地方税收入流失,减税的收入回馈效应效果欠佳。尽管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保障下现阶段日本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状况良好,但基于未形成收入回馈机制的减税政策及未来可预见的财政支出的增加,地方政府依然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日本财政健全化任重而道远。鉴于此,中国政府制定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同时注重地方财政结构的优化,促成减税“双效应”机制的发挥。     

“十四五”期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测分析--以东部Y省为例

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换挡、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加大等因素叠加影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放缓,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为确保地方财政可持续,亟需加强对财政收入形势的预研预判,提高税源培育的有效性、财政收入组织的科学性。本文以东部Y省为例,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根据稳健和谨慎两种原则,预测“十四五”期间Y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速分别约为4.6%和2.9%,低于“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研究同时表明Y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受“三驾马车”影响较大,为确保“十四五”期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必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作用,促进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可持续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2年以来我国财税政策回顾及问题发现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财税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2013年-2015年,我国政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灵活、稳健地控制赤字和国债规模,并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通过扩大投资、减税降费、支持小微企业、支持创业创新等方式努力实现稳定经济增长,增强经济活力.按照问题导向的基本思路,本文在对2012年以来财税政策全面回顾的基础上,分析当前财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矛盾问题,并研究提出改进财税政策成效的思路和建议.     

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功能作用

近年来,得益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我国税收实力不断扩大.2021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与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8.7％,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现代税收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政策调控功能进一步增强,税收法定不断提速,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多部税法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减税降费不断加力,"十三五"期间累计减税降费约7.6万亿元,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居民消费、扩大社会就业,以及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等方面作用显著.     

结构性减税政策:回顾与展望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至今已四年有余。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四年来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包括侧重于促销费、调结构和惠民生的减税政策和侧重于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的增税政策。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企业生产率追赶中的税收调节效应研究——来自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前沿企业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生产率,也使行业前沿生产率提高;同时,前沿企业创新扩散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学习模仿产生的生产率追赶效应使非前沿企业比前沿企业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因而,在企业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后发企业后发优势的发挥也会使企业生产率趋同。然而,企业的创新行为、生产率追赶行为以及生产率溢出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税负的增加会减少企业现金流,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生产率追赶行为。因此,经济现实中企业生产率收敛的存在性、显著性及其具体表现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经验分析予以检验。以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前沿企业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均显著存在,企业生产率收敛现象明显;企业税负的提高不但会抑制企业生产率增长,而且会弱化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不利于企业生产率趋同;与所得税相比,增值税提高对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相对非研发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而言,税负提高对研发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因此,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和生产率收敛;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使税收优惠成为企业生产率追赶的催化剂,而不是低生产率企业的维持剂。     

供给侧改革的增长效应:以生产者服务业减税为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减税.以生产者服务业减税的增长效应为例,从产业关联角度考察服务业减税对制造业增长的推动作用.生产者服务作为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产出主要投入到第二产业及其他关联产业的生产中,给这部分服务减税,能扩大生产者服务业规模,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制造业发展并带动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降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税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第二产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但金融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度低,减税的增长效应不明显;从细分行业来看,降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税负能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降低金融业税负则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有较大推动作用;减税的积极效应还受产业关联水平的影响,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和相关产业的关联较弱,生产者服务业的助推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效应及调整路径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本文分析了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结构调整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性减税政策由于减税力度不够,对促进经济增长仅具有短期的信号作用,结构调整效应也较弱。今后政策调整的路径应是继续改革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加大减税力度,改革房地产税制,调整税制结构。     

减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本文对二战后西方国家通过减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及其实践进行了归纳，对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效应进行了分析，对中国减税政策选择进行了思考，认为中国实施传统的减税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可以实行有增有减、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     

深化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阻力与对策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我国面临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适时提出结构性减税财政政策,效果却并不明显。最近几年,我国宏观经济税负连年提高,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内需拉动不足。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了我国深入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阻力,主要有"理性人"假设下的政府减税动力不足;权贵资本主义下制度僵化及利益集团阻力;结构性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J曲线效应"对财政安全的威胁阻力及分税制体制下地方财政主体税种缺失阻力等。最后提出应对阻力的政策建议。     

降低缴费率与延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基金充足性的影响研究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该文件明确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至16%，这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充足性带来较大挑战。本文借助OLG模型研究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和延迟退休两项政策对养老保险基金充足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单独实施养老保险降费政策，直接影响是导致稳态时期当期统筹账户基金收入大幅下降，间接影响是通过影响稳态状态下人均资本存量、工资水平，进而导致统筹账户基金支出、个人账户基金收入与支出的上升，并对基金充足性产生一定影响。第二，单独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结果是使得统筹账户基金收入和个人账户基金收入先下降后上升，统筹账户支出明显下降，个人账户基金支出小幅下降。第三，降费背景下配套实施延迟退休政策，会显著减轻降费政策对基金充足性带来的挑战，并且随着退休年龄的逐步延迟，统筹基金缺口和总基金缺口都有可能缩小至降费前水平。     

减税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受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影响,人们对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只重视其需求效应,而不重视其供给效应.减税的政策效应往往被等同于扩大政府支出,结果导致减税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不被重视.本文应用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理论,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表明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确存在反向变动关系,最后根据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国际减税的比较、成效与启示——基于发达国家减税方案的分析

在我国减税加力提效阶段,如何从国外减税行动中汲取有益经验显得颇为必要,但已有文献讨论较少。文章从近年来美、英、德、法、日、澳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减税方案出发,对其共性与差异做法进行比较,并进一步分析减税政策的成效与风险。研究发现:六国减税政策普遍在税种、税率、税基、税惠、征管方面着力,其有利于稳定或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劳动及投资供给,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但也受到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财政风险加大的双重考验。对我国减税的经验启示主要有:以供给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坚持服务国家经济及治理导向,发力主体税降低税负,优化税率释放减税"红利",壮阔税基防化财政风险,调整税惠指引高质量发展方向,严格征管促税收现代化。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缓解了企业避税吗？

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减轻企业税负痛感,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投资能力,减少企业避税行为。本文基于2009年—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可以缓解企业避税行为,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会通过降低企业内部融资约束和加强外部税收征管力度来缓解企业避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于民营企业、高固定资产企业和处于行政等级较低地区企业的避税行为具有更加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不仅为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破解我国企业避税难题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新发展阶段利用减税降费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借鉴。     

对我国结构性减税若干问题的辨析

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出台后,社会上对于结构性减税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分歧,并影响到政策的走向。作者对此归结为四个方面：＂结构性减税＂否定＂增税＂,还是并不排斥＂增税＂;＂结构性减税＂空间已尽,还是大有空间;＂结构性减税＂是短期的相机抉择,还是长期的制度优化;＂结构性减税＂应着眼于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调整经济结构。并重点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