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救济的区域失衡及其矫正

我国社会救济存在城乡失衡和地区失衡,使社会救济与贫困状况在区域上不对称,其原因主要在于救济体制的缺陷.应改革二元救济制度,实现救助措施的多元化和科学化,并强化受救助者的自救意识,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救济的相对均衡.     

和谐社会中贫困与非制度因素的关系

引起贫困的非制度原因有四个:贫困本身、地理因素、人口和生产力相互压迫和个人不良行为等.在导致贫困的制度因素未加触动的前提下,贫困有不断自我复制机制;恶劣的自然和地理环境是造成贫困的可能条件不是绝对条件;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贫困成因的基本形式;贫困源于个人的不良行为,但不应将贫困根源简单地归咎于懒惰,而贫困与道德堕落及犯罪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各自已经暗含着对方.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救助及其生活态度研究

利用2006年全国综合调查所得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村地区社会救助现状以及农村居民的生活态度和他们对政府的有关期望.研究结果发现,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无论最低生活保障还是贫困补助与救济,其制度建设都比较落后,能覆盖到的居民都非常有限.相应地,相当比例的农村居民认同农村贫困救济是政府应优先发展的项目之一.同时,那些拥有城市户口、或地处平原或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帮助.另外,那些物质条件较好,没有享受贫困补助或救济的农村居民更满意自己的生活,也更感到生活幸福.     

建立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法律探讨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问题都很突出,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家居养老和家居护理养老方式,以土地换保障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农民社会保障模式,还必须建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坚持与当地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相一致的原则.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反贫困理念的重构

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贫困及反贫困问题的研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本文提出,当今的“贫困”已逐渐从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进一步发展到基本解决温饱的相对贫困;从缺乏必要的物质财富的狭义贫困发展到就业、健康、教育、社会参与等基本权利丧失的广义贫困。反贫困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必须从被动的“救济”,转向注重提高人的可行能力,坚持以人为本、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并举的理念。     

中国共产党治理贫困的百年历程、 成就与未来展望 ——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

回顾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消除绝对贫困的方式方法,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谱写了世界减贫历史的新篇章,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展望未来,中国面临着巩固脱贫成果,防止绝对贫困人口返贫,以及消除相对贫困的严峻挑战。但是,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治理贫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巩固脱贫成果、创新体制机制推动乡村振兴,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立现代化国家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把握战略机遇期,创造国际治理贫困新格局等政策措施,中国就一定能够从容应对这一挑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贫困与贫困的累积机制

对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内生着效率与公平两难抉择的问题,不公平是现代贫困的主要原因.贫困是经济性权利和非经济性权利相对缺乏的体现.贫困者和富有者的无限期界重复动态博弈是一个持久的不平等的权利交易的过程,而每一次博弈的结果都促使贫困得到累积,形成贫困的"马太效应",两者的差距呈现递增的趋势,但它也受贫困的外部性、对不平等的忍耐程度、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等约束条件的限制.     

我国政府反贫困战略及其完善

贫困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难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都在反贫困。其中采用的战略主要有传统的社会救济扶贫战略、通过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以消除贫困的战略和开发式扶贫战略等三种。这些战略的实施虽对减少我国贫困人口数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动员贫困人口的参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有效的缓解贫困,就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完善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路。     

巨灾大规模致损的保险救济法治完善思考

巨灾通常伴随着大规模损害结果.受害者心理上的损害已难以弥补,应致力于物质上的充分救济.我国传统上的巨灾救济机制偏重行政救济,强调国家责任,而忽视了其他救济制度构建,导致巨灾救济途径单一,救济效果非常有限.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拓宽巨灾救济途径.通过巨灾保险、再保险等,分散巨灾大规模致损的风险,以求尽可能及时、充分对受害者遭遇的损失进行救助.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简论新时期湘西州推进扶贫开发思路创新

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作为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与湖南省扶贫开发主战场的湘西州,必须树立全新的扶贫开发意识,创造特色的扶贫开发新路,继续稳步地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再上新台阶。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减贫的演进轨迹与科学路向

城镇化是实现减贫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缓慢起步阶段,城镇化进程几乎停滞,对减贫的效力不大,并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期,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有力推动了减贫事业的发展,但城乡差距也被拉大;2013年以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进入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由“减贫”向“脱贫”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新常态下,应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尤其应重视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城镇化的减贫效应;要建立和完善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减贫事业的政策支撑体系,并着力推进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小城镇建设。     

参与式扶贫与社区发展——贵州省两个扶贫发展项目的调查与思考

参与式扶贫以农户为主体、以社区为基础,通过赋权,让社区和村民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和组织管理,村民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增强了自信心,促进了村民的能力的提高及社区自力更生、自我发展意识的增强,促进了项目运作机制的建立、社区能力建设、项目管理机制和制度的建立,从而为扶贫项目和贫困社区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要真正实现赋权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经过多方努力才能达到.     

新形势下扶贫开发瞄准机制创新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市为例

在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扶贫开发瞄准机制逐步建立。根据对湖北省恩施市扶贫开发现状、问题和扶贫效果的调研,扶贫瞄准机制运行中主要存在瞄准主体缺少必要的协调和整合、瞄准对象精度不高、瞄准项目偏重于短期效益、瞄准制度环境运行不畅等问题。面对扶贫开发的新形势和挑战,必须不断完善和创新瞄准机制。在瞄准主体上要创新扶贫资源传递机制,在瞄准对象上要创新动态瞄准机制,在瞄准项目方面要创新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实现从开发式扶贫到保护式扶贫瞄准理念的转变。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及取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当前农村挟贫面临的难度与问题依然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农村扶贫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应是：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移，由注重解决生存贫困向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转移，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增加扶贫资金与提高扶贫资金效果相结合，坚持就地扶贫与并地移民扶贫相结合，坚持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和知识性扶贫相结合。     

农民阶层政治参与权利贫困问题研究

导致农民阶层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利贫困．而农民阶层权利贫困主要是指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农民阶层在具体的政治参与活动中客观上处于与其他阶层不平等的地位，致使农民阶层在实际生活中远离了政治权力中心，在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体系和相关的公共政策中影响微弱．     

对贫困线测算中马丁法的几点思考

马丁法是基于恩格尔定律来测算绝对贫困线的最常用方法之一,由此得到的贫困线由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部分组成。本文尝试对该方法所测贫困线表现出低估的原因,以及随着服务费用在人们生活消费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如何更充分体现贫困人群最基本服务消费支出等相关问题作一理论探讨。     

贸易救济措施中贸易双方公共利益闻题研究

金融危机的席卷,加剧了国际贸易之间的贸易摩擦。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简称WTO）允许各成员国采取的保护国内产业的三种贸易救济措施手段被许多成员国视为救命稻草,动辄实施贸易救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遭到了滥用,沦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为了遏制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WTO各成员国纷纷呼吁要实施公共利益原则,一些国家已经将公共利益原则纳入了法律体系。但是,目前各国对于如何界定贸易救济措施中的公共利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公共利益原则的实施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在实践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新时期西部农村贫困特征与反贫困对策

新时期西部农村反贫困,对于推进城乡统筹、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特殊的重大战略意义。对大量的调查数据资料分析表明,新时期西部农村贫困除了人口数量大分布广之外,还呈现贫困程度深、边境性、民族性与脆弱生态环境空间分布高度一致性等新的特征。西部地区城乡统筹必须将农村反贫困问题纳入其要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