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特征——投资动机约束下的东道国制度偏好分析

将中国OFDI动机区分为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将东道国区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将东道国制度细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特征。检验发现中国OFDI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具体投资动机上,对东道国制度偏好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即低政治制度偏好和高经济制度偏好。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特征与全样本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而对发达国家则表现出了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内的整体高制度偏好。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OFDI技术寻求动机与出口强度——浙江跨国企业的证据

强调对外直接投资(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富有政策含义。在探讨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出口强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把浙江OFDI企业与东道国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 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2)究其影响途径,企业生产率与盈利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然而,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效应的同时,OFDI面临竞争性的加强也会降低企业利润率;(3)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正向影响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小。此外,基于企业所有制、规模与年龄等分组研究结果表明: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不同类型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研究可以为浙江实施OFDI拉动出口提供现实借鉴,也可以为国家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推动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地方视角的微观证据。     

主权债务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为例,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对主权债务风险与OFDI的结构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债规模与中国企业OFDI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及长期偿债能力则与OFDI存在正向联系,而且东道国长期偿债能力的提高对于OFDI的增长具有更大的积极作用。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经济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及双边贸易规模四个因素也对OFDI形成正面的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企业OFDI中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     

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对东道国行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1996~2012年动态面板数据,从行业层面检验美国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的不同动机与东道国出口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资产寻求型FDI无论是通过模仿和学习还是员工流动,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均不存在明显影响;资产开发型FDI,尤其是市场寻求型FDI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影响程度最大。第二,资源寻求型FDI利用生产经营渠道对东道国出口强度起显著正向作用;出口平台型FDI借助示范效应降低东道国企业沉没成本以提高其出口业绩。第三,只有当东道国制度环境较好时,市场寻求型FDI和出口平台型FDI对出口强度才表现为正向作用,而资源寻求型FDI对本土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不因东道国制度环境而改变。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有效的引资策略和出口政策,引导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政府数字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数字化政府作为传统政府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有助于提升地区的区位优势，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中国OFDI数据，实证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对中国O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吸引能力更强；机制分析表明，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了中国OFDI流入。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动机与政策建议——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因素,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2)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为动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影响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主要因素。(3)不同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较高的资源密集度会提高中国OFDI的规模。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出了相关建议。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技术动因、制度调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87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及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技术动因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对低技术水平国家存在技术输出特征,对高技术水平国家存在技术获取特征。制度及制度距离对中国在高、低两类技术水平国家的OFDI的调节存在较大差异。在低技术水平国家,东道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越差、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距离越大越有利于增强低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引力;在高技术水平国家,经济制度增强高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引力,而政治制度则限制中国OFDI的技术获取,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距离越小越能促进东道国高技术水平的吸引力。     

包含制度因素的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实证分析

从宏观方面讲,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转换力与制度和政策调控力。按照三次产业推动城市化的逻辑顺序,可以将产业结构转换力分为第一产业发展形成的推动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工业化推进形成的二级动力,以及第三产业发展形成的后续动力。它们与制度和政策调控力一起,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因素。通过对各动力因素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各动力因素对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     

论制度变迁中的四大问题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从其层次来分，有基础性制度安排与次级制度安排：从其主体来分，有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从其途径来分，有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从其方式来分，有渐进式制度变迁与激进式制度变迁。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股权分置制度是我国股票市场在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在此制度运行过程中陷入了低效率的路径依赖,产生了制度的极度不均衡,原有的制度功能(投资、融资、资源优化配置)丧失殆尽。股权分置改革后各利益主体具有潜在利润,但股权分置下既得利益主体会为制度变迁设置障碍,政府应权衡利弊,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并加强各利益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出台配套政策,通过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使我国股市具有自我增强机制,并步入良性的发展轨迹。     

消费者购买动机的可诱导性及其应用

本文以消费者购买动机可诱导性理论为平台，分析了消费者购买动机的可诱导性及其对企业营销的作用。     

论我国企业知识型员工的激励

人的行为受两大动力体系的驱动。一是自我动力,二是超我动力。这两大动力的平衡关系,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向。组织中对人的管理,就是想办法将两大动力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并共同指向组织目标。“自我动力”的启动,主要靠个人利益的吸引。具体方式就是提供三个激励：报酬激励,成就激励,机会激励。“超我动力”的启动,主要靠组织目标,事业理想,企业精神,核心理念与价值观。知识员工为受到的教育程度较高,因此,其自我和超我强度要高于一般员工。针对知识员工的激励策略,必须适应这种较高的自我与超我动力。     

产业发展:城市化的动力

产业结构转换与城市化存在密切的关系,城市化的发生与发展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动与吸引,即: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崛起,其中,农业发展给城市化提供基础动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第三产业发展给城市化以后续动力.     

制度与经济增长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并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而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制度既定的假设条件,使经济增长理论更趋成熟和完善。但制度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是有条件的,即在制度不均衡的条件下,制度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而在制度均衡的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制度。     

我国家族企业产权特征及其制度学的思考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引起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家族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变迁在变迁需求的诱致和变迁供给的约束下,将经历一条演化之路。在此过程中,企业主的探索和国家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     

完善支持福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基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均衡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海西建设的推进,民营企业对制度环境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因此有必要根据民营企业变化的制度需求对福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度供给进行适应性分析,针对存在的不适应之处,提出完善建议,使政府制度供给和民营企业的制度需求达到新的均衡,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社会转型的“制度陷阱”与中国选择

本文从分析转型社会所面临的制度陷阱的表现出发,探讨论述了制度陷阱形成与作用的机理,认为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效应、利益集团的干扰与政府转换选择偏好是产生制度混乱的主要原因。文章从中国制度转换与社会变革的强政府主导性、制度转换的秩序性、渐进性与稳定性四个方面论证了中国跨越制度陷阱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