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从微观层面检验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展现全要素生产率与融资约束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越大，融资约束越少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全要素生产率与融资约束存在替代关系，融资约束的负作用仅在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呈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抹平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在内资企业和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更强。内资企业更能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抹平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负向影响的作用，但该抹平作用仅在内资出口企业中成立。     

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策略性分析

以股权与非股权安排为视角考察了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均衡条件。采取逆向归纳法,基于东道国FDI政策以及东道国企业生产率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分别探讨一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内在动因。通过推导子博弈完美均衡解探析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最优选择的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外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新建投资成本充分小的情况下选择以新建方式进入,在新建投资成本充分大的情况下选择以并购方式进入;在新建投资和非股权安排可置信威胁的条件下,外国企业倾向选择并购方式。     

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基于扩展的新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

资金短缺与信贷约束同生产率一样,都是企业国际化路径的绊脚石。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构建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融资成本的增加要求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立足;较高的负债资本比对企业国际化有抑制作用,且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应发展金融市场,提供多样化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融资约束视角下城商行信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浪潮已经形成，然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对此，本文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研究城商行信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商行信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融资约束是影响路径，城商行信贷可以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城商行信贷更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增强城商行信贷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但货币政策冲击没有明显扩大城商行信贷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增强城商行信贷的正向影响。     

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的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进行研究,证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外投资对象为发达国家、并购动机为技术寻求型的直接投资活动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持续时间更长,而对象为发展中国家、并购动机为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仅在并购后初期较为明显,长期效应并不显著。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进与发展特征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但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仍显滞后。投资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行业分布El趋广泛但不均匀,技术寻求型的直接投资不多;有限责任公司已跃居投资主体首位,但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占的比重仍然偏大;投资区域高度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偏少。应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以获取更多的国际技术外溢。     

生产率异质性、东道国市场条件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使用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具有生产率异质性的中国跨国企业如何在具有不同市场条件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生产率更高的中国企业更有可能在一些市场条件较差的国家进行投资。其内在逻辑是:市场规模较小、进入成本更高、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对中国企业而言有着更高的临界生产率,由此吸引更多生产率较高的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在使用多种方法处理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之间可能的逆向因果关系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服务业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的选择——基于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不同服务行业内企业异质性的来源不同,导致企业对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的选择不同。知识和研发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内,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选择跨国并购,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会选择绿地投资;人力资源和广告营销密集型行业内,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选择绿地投资,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实践与理论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中国不同服务行业的企业进行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导。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与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尚未恢复至危机前水平。文章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东道国流向、进入行业、进入方式与投资主体等五个方面的变动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府应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关注目标国贸易与行业政策,构建统一权威的对外投资机构,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扶植力度;企业应重视非经济风险评估与增加合作力度。     

行业异质性对中国OFDI深度及广度的影响——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利用2008～2017年中国18大类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深度及广度两方面系统识别并验证行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和第三产业样本中近似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广度呈现显著负向关联;行业工资水平、行业规模、行业增加值则呈现显著正向关联;行业固定资产投入在部分回归分析中呈现显著负相关性。中国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吸收情况与对外直接投资广度及深度间存在显著关联性,但正负影响作用视各样本不同估计结果有所差异。此外,所有权特征发挥作用有所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序前5名的行业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主导性更为突出。     

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对跨国并购与合资新建的实证分析

运用制度因素和组织学习的经典理论,根据制度约束和国际经验,就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跨国并购和合资新建两种国际直接投资模式提出一系列假设,并通过对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和合资新建的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对假设进行了验证,得出了中国企业面临的制度约束越强,FDI时越倾向于合资,而企业的国际经验越丰富,FDI时越倾向于并购的结论。同时,还揭示出一系列在制度转型和加速国际化背景下,影响企业选择并购和合资的宏微观层面的特定因素。     

究竟是什么因素抑制了企业成长?———来自外部融资约束分析的证据:1999~2007/方宇惟 夏庆杰 李简

本文以1999～2007年制造业各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研究所有制结构对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运用FHP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GMM估计等方法，本文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之所以鲜有外部融资约束，源于其相对较高的负债能力，但是优越的融资环境会使企业缺乏成长所需的“自生能力”，因而国企改革也需要外部融资市场变革的“倒逼”机制；（2）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成长初期倚仗较高生产率产生的内部现金流缓解短期融资约束，但从长期看其外部融资约束更为严重，不充分的外部融资市场将成为私营企业长期发展的桎梏；（3）外资企业对现金流和负债的依赖较为稳定，反映出其较高的现金管理能力，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的扩张除了各级政府积极推动外，来自海外母公司的资金特别是技术和管理支持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OFDI逆向技术溢出门槛与母国技术进步——基于绿地投资与企业海外并购的比较

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两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横纵两向比较与探讨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海外并购技术转移度低于绿地投资技术转移度,因而企业海外并购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包括研发资金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均高于绿地投资的溢出效应,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均有促进作用。同时,受到母国研发资金投入与人力资本存量约束,二者分别为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设立了最低与最高“门槛值”,企业海外并购数量超过最低“门槛值”与绿地投资低于最高“门槛值”均会带动母国技术进步,反之两者都抑制母国技术进步。因此,中国应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中企业海外并购份额,以提高技术进步程度。     

技术差异下的跨国并购研究

文章研究了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时的模式选择问题，即新设投资或并购现有的企业。假定东道国是寡头市场结构，在位企业面临比自身更高技术水平的跨国公司的进入。分析表明，进入成本的差异和进入后市场的竞争状况影响外国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在多数案例中进入者倾向于收购本地在位高科技企业，进而与本地较低技术企业形成双寡头竞争市场结构。同时还表明，外国企业可能会通过较低的定价战略把本地的在位企业挤出市场。     

中国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如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基于CH模型,测算2003—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市场分割以及其他因素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但市场分割通过扭曲本地市场的交易成本间接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考虑市场分割调节作用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于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第三,从区域角度看,下游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上游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分割（即地方保护）;且在存有区际差别市场分割程度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吸收逆向溢出技术的作用具有"倒U型"的特征。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发达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分布地区相对集中,存在地区差异。本文采用K-M分析方法、COX比例风险模型和Weibull生存分析模型,基于东道国语言相通与否、发达与否,以及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三个视角,探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语言相通地区、发达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较长;东道国中国企业数、地理距离、企业投资广度对投资持续时间促进作用差异,以及东道国外资净流入、市场规模、企业出口额、企业规模负面影响差异,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     

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约束与预算软约束视角的分析

沿着“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资”的思路探讨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结果显示：（１）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但预算软约束弱化了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实际作用。（２）金融发展通过金融中介———国有银行体系这一途径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不显著。（３）预算软约束弱化了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和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带来过度投资和效率损失;由于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不显著,也难以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因此,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必须同时从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硬化预算约束两方面着手。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风险及对策

介绍了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和特点,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即注重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给予更多宽松政策;完善专门的对外投资辅导机构,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和成本;采取特殊策略和灵活形式促进对美国直接投资;完善境外投资企业金融服务和融资支持,借助金融机构更加灵活经营外汇储备,允许境外资产国内上市;优先鼓励成熟行业龙头企业对境外上下游企业并购,延长价值链,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深化境外企业体制改革,树立长期投资理念,注意文化渗透与融合,做良好企业公民.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战略

首先分析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经验和选择的主要依据；其次．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应坚持“发展资源开发型投资，以弥补国内资源短缺，发展成熟技术行业投资，实现边缘产业的梯度转移，发展高投资。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发挥人才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扩大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出口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建立金融支持系统”战略。     

中国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如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基于CH模型，测算2003—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市场分割以及其他因素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但市场分割通过扭曲本地市场的交易成本间接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考虑市场分割调节作用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于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第三，从区域角度看，下游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上游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分割（即地方保护）；且在存有区际差别市场分割程度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吸收逆向溢出技术的作用具有"倒U型"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