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头沟区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现阶段，北京市门头沟区农民收入呈现以工资性为主的生产性收入增收明显，非生产性收入略快于生产性收入增长的特点。农民增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农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内部差距较大、劳动力就业技能较低等。为此应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发展沟域经济，创建山区农民增收致富新平台；加大就业转移力度，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加强政策扶持，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     

论农民增收的极限

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促进农民增收。但在理论上，农民增收有五个极限约束：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能高于或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能高于农村财富的增长速度；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完全转移前，劳动生产率难以绝对地提高；在一定时期，“三农”外部能够为农民提供的收入也有一个极限；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衰落的农业只能获得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利润。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民增收和解决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转移为现代工业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也是城乡间最终实现均衡发展的重要渠道.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民收入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收入结构、收入差距等方面.     

农村产业融合视角下的农户收入结构差异分析及其政策含义——来自湖北微观调查的证据

农户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和收入差异的合理控制是实现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和解决农村贫富差距问题的前提。本文基于湖北宜昌、随州732户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对农村产业融合下农户收入状况及其结构性差异进行分解。结果表明：融合组的户均收入水平及不平等状况明显高于非融合组,而融合组和非融合组家庭增收渠道差异导致农户收入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异质性。进一步依据收入结构进行基尼系数分解后发现,融合组非农经营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高达70.63%,其边际贡献率为正且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产业融合影响农户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诱因。而融合组农户农业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边际贡献率为负,减轻了农户收入总体差异。此外,按产业融合和地区子群对泰尔指数分解后则证实了是否参与产业融合和不同主导产业子群的组内差距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明显大于组间差距。为此,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同时,应当完善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并有效防控产业融合下农户内部收入差异。     

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增量的分解

按照收入来源分解基尼系数法对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收入差距及总差距增量进行了分解，研究表明，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自1995年以来比较稳定，2006年后略有下降；初次分配收入差距是农村地区差距的主体，再分配收入对地区差距存在“逆向调节”；从分项收入看，劳动报酬收入对地区差距促增，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地区差距促减。     

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 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

促进农民增收是我国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转移农民就业；现阶段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贡献越来越大的现实，说明转移就业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但目前我国农民转移就业面临着农民素质低，乡镇企业、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城镇化水平低，社会管理缺位、组织化程度低等诸多困难。为此，下一步雅动农民转移就业，不仅要加强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就业培训，搞好农民转移就业的管理和服务；同时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     

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对重庆市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重庆十一大社会阶层总体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也比较明显；阶层间收入分化界线已经出现，收入水平呈五级“金字塔”结构。各阶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社会上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年龄和性别，文化程度对社会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应促进社会公平，改善阶层内部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并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调整收入结构。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趋势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之间,以及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波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且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其次依次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对农民收入的波动均没有明显作用,农民收入波动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地区收入差距与收入流动性演进的比较分析:1978-2007年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尽管始自1978年的改革使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但地区间城镇、农村的收入差距仍处于较低水平。然而,恰恰是这种低水平的地区收入差距的背后却伴随着地区间机会不均等的进一步恶化,整个区间收入流动性逐渐下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间农村的两极固化格局已经形成,而城镇也呈现单极固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地区间收入差距将持久存在。而且,地区间收入差距与收入流动性呈现协同变化特征。因此,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扭转地区间机会不平等局面,增强地区间收入流动性。     

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分析

基于中国1984-2015年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运用KALMAN滤波算法考察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外商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并不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外商投资对缩小城乡收入持续有着积极的影响；第二产业比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始终正相关，第二产业比重增加与产业结构水平高级化都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建议进一步利用外商投资发展我国现代化农业，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并积极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第三产业发展，同时提高农村务工人员的技能与素质，重视农村务工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使其可以从事信息咨询、商贸物流等相对高收入的工作；制定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留在农村，提高我国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实现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