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阶层政治参与权利贫困问题研究

导致农民阶层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利贫困．而农民阶层权利贫困主要是指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农民阶层在具体的政治参与活动中客观上处于与其他阶层不平等的地位，致使农民阶层在实际生活中远离了政治权力中心，在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体系和相关的公共政策中影响微弱．     

湖北省1985—2005年度农村贫困程度测算及变动分析

文章利用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算及其分解的方法,测算了湖北省1985-2005年间的贫困状况,重点模拟三个贫困指标的变动,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三个贫困指标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扶贫工作优先考虑了穷人利益,给穷人带来了实惠。在减贫过程中,经济增长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收入的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部分减弱了减贫效果。     

我国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本文以"贫困增长曲线"为理论基础,实证分析了1978-2006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研究结果表明:1978-2006年间,无论对于城镇地区还是农村地区,经济增长都不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只有1978-1985年间对于城镇地区而言,经济增长才是有利于穷人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原因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不断加深,从而部分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使得穷人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少于非穷人。     

贫困与制度

导致贫困的制度因素有三个：劳动资料的权利剥夺、小块土地制度和歧视性隔离制度.为此要建立一个能从经济成果充分体现出劳动者对劳动资料整体所有的新型国有企业制度;大力发展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化方向不动摇,在土地国家所有基础上通过合作化的渠道逐步实行工厂制度,开创企业化、社会化的农业新时代;通过制度创新使国家制度能够融进人格平等的穷人利益、要求和呼声,使制度对穷人的道德关怀转化为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关怀.     

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亚洲经验分析

贫困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加强国际区域合作,推进全球反贫困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在其"分享式增长"课题中所提出的"有利于穷人增长"(PPG)的概念思想,通过类贫困增长率模型并结合世界银行的POVCALNET程序对亚洲若干国家(中国、菲律宾、越南、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蒙古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运行过程是否具备亲贫困特点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990-2006年期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总体而言,并不是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穷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获益程度明显低于富人和中产阶层.     

包容性增长:我国农村反贫困的新范式

我国农村是涉及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区域,因此,农村扶贫的难度也远远超过城市,且返贫现象极其严重。从包容性视角来看,我国农村贫困外在表现是经济贫困,而更深层掩盖的却是基于可行能力被剥夺的权利贫困以及所遭受的各种社会排斥。包容性增长作为农村反贫困的新范式,核心要义就是要消除贫困者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这一新范式的确立,使我国农村贫困群体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均衡。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内涵和政策取向

本文分析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内容、相互关系和政策取向。建议我国依据基本需要和基本能力理论制定多维贫困标准,认识和评价“一切形式的贫困”。进一步完善覆盖贫困人口的经济安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制度,增强穷人对经济、社会、环境和灾害风险打击的韧性,在可持续发展中消除贫困。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多维贫困问题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自身却带有多重的相对贫困化特征。主要表现在：物质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能力贫困和福利贫困。其原因主要是生活成本不断增加,劳动力市场分割,城市中的“孤鸟效应”,教育和培训机制缺失及制度岐视。为此,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稳步增加农民工工资,增加经济、医疗等保障,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以尽快解决农民工多维贫困问题。     

贫困与贫困的累积机制

对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内生着效率与公平两难抉择的问题,不公平是现代贫困的主要原因.贫困是经济性权利和非经济性权利相对缺乏的体现.贫困者和富有者的无限期界重复动态博弈是一个持久的不平等的权利交易的过程,而每一次博弈的结果都促使贫困得到累积,形成贫困的"马太效应",两者的差距呈现递增的趋势,但它也受贫困的外部性、对不平等的忍耐程度、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等约束条件的限制.     

制度、公共政策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基于二元结构下的公共支出模型分析

尽管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近十几年来穷人的处境却开始恶化。如果没有公平的宪政秩序,就不可能创建符合穷人利益的制度与公共政策,进而就不可能使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作为制度与公共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支出对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本文的分析表明,二元结构下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与密切相关。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穷人的收入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