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金融知识与财产性收入

在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日益提高、而居民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的现实背景下以及鼓励居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导向下,研究金融发展、金融知识与财产性收入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和金融知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提高了财产性收入,即金融发展对财产性收入具有增长效应;而金融知识对上述增长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家庭从金融发展进程中受益更多.通过对人力资本水平、家庭风险偏好以及户口类型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风险偏好较高的家庭以及城镇家庭在金融发展进程中受益更高,金融知识的调节效应也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在推动金融发展的同时应重视向大众普及基础的金融知识,这有利于促进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提高财产性收入.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基于中国上市金融机构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不确定性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基于2008-2019年中国50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金融机构风险传染网络,从微观层面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其不仅会加剧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性,而且会加重金融机构自身的脆弱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证券、房地产和金融控股四类部门风险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在经济政策不确定较快上升时期,银行、证券和房地产部门表现出显著的风险净溢入效应,而金融控股部门则表现出显著的风险净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收益水平较低的个体机构以及在经济环境不景气和政策环境不稳定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都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测度与实证

基于中国2010-2019年的省级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共同富裕程度,研究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数量关系,结果表明,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显著正相关,普惠金融通过包容增长、创新效应、创业效应等,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提升收入水平,促进收入子系统与平等子系统协调统一,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贡献来源于东部地区的收入提升效应,收入不平等改善相对有限.建议强化普惠金融协调收入提升与不平等改善的能力,拓展普惠金融内涵,加快普惠金融发展.     

社会资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

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分析发现,居民的社会资本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均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且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效应要高于公共服务满意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社会资本相同的条件下,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的居民越容易感到幸福,而且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会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对不同收入群体而言,社会资本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更强,而公共服务满意度则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更强,而且社会资本会扩大不同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差距。为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建立健全居民社会资本网络系统。     

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基于攀比理论和扩展的效用函数,构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基础,使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居民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不同的收入组来看,收入水平的增加对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增进意义较大,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较小。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且较强的增进作用。相比最低收入组,更高收入分组的个人拥有更高幸福感,且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本文的政策意义是：政府不应仅仅关注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增长,更要关注收入结构的调整变化,只有同时促进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     

OFDI影响母国金融发展的机理及效应研究——基于双重路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选取中国可获数据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16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自身效应路径显著促进了中国金融发展,而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效率、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结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路径作用大小不同。另外,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金融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金融发展,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重视经济发展内在质量的提升,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外资质量。     

金融知识促进了“以房创业”吗——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重点研究金融知识对利用自有房产进行生产经营的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利用自有房产进行创业。通货膨胀知识和投资风险认知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的自有房产创业参与，而利率知识却对其有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不显著。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低学历水平和低财富水平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东部地区利用自有房产创业的概率显著低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也低于中部但系数不显著。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知识会促进家庭财富积累而缓解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抑制。金融知识水平提高可以增强家庭的风险偏好，从而降低传统风险规避意识对创业的抑制作用。在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困境的现状下，金融知识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会大大提高家庭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信贷约束对企业家才能的实现。     

“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基于民生满意度视角

“新常态”下,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摆脱“Easterlin悖论”的发展困境,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年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民生满意度指数,实证分析了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提高收入水平并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途径,民生满意度指数每提高 0.1,幸福感将提升 0.0675,大致相当于阶层认同上升一个等级、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6倍;对于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民生满意度的幸福效应更大。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替代性,充足度的影响最大;收入与民生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效应测度:减税与收入分配的双重维度

作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改革的重要环节,赡养扣除具有减税和收入分配的双重制度价值取向.本文基于2017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7),运用相关指标,从总样本和分样本两个视角对赡养扣除的减税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赡养扣除的总体减税效应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总样本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不同收入层级纳税人的减税分布与收入分配影响都存在着差异.(2)平均税率、累进性、人均减税额与扣除率的变化是影响减税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的制度参数.为了有效发挥赡养扣除的制度定位功效,应适时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合理设置差异化扣除标准与规范,构建赡养扣除成本家庭分摊模式应成为可行的路径选项.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来自RUMIC(2009)的经验证据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基于RUMIC(2009)微观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系统研究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效应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约在340万人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出现拐点。其中,收入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传导路径,测算得出,城市规模通过影响个体收入而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的间接效应约占总效应的64%。同时,城市规模通过提高城市生产率和降低失业率而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6.1%和9%左右。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与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

采用Probit模型对中国12个省（市）农户家庭信贷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高收入、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农户在正规金融渠道与非正规金融渠道相互独立和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其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解析了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特征下的农户分层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研究发现,家庭特征、经济特征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对高收入、中等收入与...     

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与成本效应研究——基于异质性产品价格分解模型

基于异质性产品价格分解模型，运用联合国UN Comtrade 2003-2016年产品-目的国层面出口数据，考察中国OFDI影响本国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研究发现：中国OFDI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降低作用。从目的国收入看，金融危机前，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以及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而金融危机后，则主要通过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从产品类型看，中国OFDI显著提高了差异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质量，并对两类产品的成本产生降低作用；但对同质性产品和最终产品，只对其出口产品成本存在显著降低作用，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以投资带动贸易仍然是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     

金融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一个倒U型关系

通过整合1980—2016年全球12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基于法规和事实金融开放的双重维度，考察金融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出典型而稳健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变换多重指标和研究方法的再考察中均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开放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升金融包容性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也存在通过引致金融危机、降低收入份额、加剧资本流动与收益的不确定性等渠道恶化收入不平等的可能性。进一步根据金融开放的细分维度效应分解可知，资本流入、商业信贷及组合投资等领域的管制放松以及实际证券投资和衍生工具资产的比重提升在短期内更加不利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改善。研究结论对当前中国在加快金融开放过程中如何防止收入不平等的恶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公共服务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可以考察公共服务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中的社会保障服务对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他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2）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农村老年居民的幸福感,对农村非老年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3）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东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对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4）人均收入和相对收入是农村非老年居民和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大小呈现“西＞中＞东”的趋势。鉴于此,构建提升国民幸福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服务方式、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和民生领域的政策支持都是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了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吗？

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了其收入增长。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采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金融包容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数据，从贫困状态、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农户贫困状况，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金融包容对农户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减缓农户贫困；分区域来看，金融包容减缓西部地区农户贫困的效应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金融包容可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来减缓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