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环境、两权分离与公司投资行为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更多的是发生了过度投资行为,而非投资不足;并且随着最终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的加大,过度投资将更加严重。而最终控制人拥有的现金流权的增加却能对过度投资行为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也能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     

股权结构、现金持有量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我国A股上市企业披露的2006—2009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现金持有量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管理者持股比例低,股权激励的效果并不明显,并存在过度投资的行为。在上市公司中,当其他大股东能与第一大股东相抗衡时,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当第一大股东处于控股地位,且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小于或与之相当时,二者相互勾结篡夺企业的资源。     

非效率投资的因素分析:来自公司治理结构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甚于第一大股东持股。(3)我国的董事会制度存在缺陷,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和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对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有消极的影响。     

现金流、股权结构与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

基于我国制度背景,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现金流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当企业自由现金流较低时,非国有控股企业表现为投资不足,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是敏感的,而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不敏感;当企业自由现金流较高时,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都表现为过度投资,两类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都是敏感的.居中的股权结构能够抑制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分散的股权结构和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则可能使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更为严重.此外,居中的股权结构既不能抑制非国有控股企业过度投资,又不能促进企业有效投资.     

企业过度投资新视角:风险偏好与政治治理

以2007年～2012年沪深交易所4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家风险偏好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公司政治治理对过度投资和企业家风险偏好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风险偏好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家承担风险的意愿越强,企业过度投资程度越高;公司政治治理对企业家风险偏好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相比没有政治治理的公司,具有政治治理的公司会削弱企业家风险偏好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表明,党组织(党委书记)参与公司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程度与形成机理

通过建立投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且近年来有不断加剧的倾向。并且发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自由现金流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     

论政府控制、代理成本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通过引用＂双重代理＂概念,构建代理成本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关系模型,研究双重代理成本对公司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从政府控制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了探讨。以公司的投资行为为主线,以代理成本和政府控制为考察对象,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环境两个方面对公司资本投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类代理成本均显著的导致了过度投资,相对于私有产权的上市公司,受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所带来的非效率投资更加严重;而对于第二类代理成本而言,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由此引起的公司非效率投资。     

公司治理结构能缓解非效率投资吗?——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 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文章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形成的股权制衡机制失效,无法改善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另外,我们并没有发现董事会对非效率投资的约束功能:(1)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会治理趋于无效,未能制约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2)独立董事机制也是无效的,同样无法缓解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     

产品市场竞争能否抑制过度投资行为?

本文选取我国13个行业的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旨在研究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并进一步检验产品市场竞争对过度投资有无抑制作用。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产品市场竞争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但这种抑制作用仅限于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并不明显。     

管理层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管理层股权结构影响公司价值。从价值的创造过程看，管理层股权结构首先影响公司投资，从而影响公司价值。但管理层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研究目前较少。本以计量经济方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投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的行为，而董事长与总经理持股有助于改善企业的投资行为，减少企业的过度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