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部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河北保定安新实地调研

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公共物品的三种供给模式,即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化模式和第三部门模式,都有自身的优点和不足,也具有自身范围内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有鉴于此,在对近年来出现在河北安新县乡镇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村委会与农户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并对这种模式的运作机制、产生的内外部环境、优势和不足进行了详细阐述。     

委托一代理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在乡村社会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下，由于农民作为委托人不能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形成了“供给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体制。这种体制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需求的错位。而要想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则必须改变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体制，即由“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体制构建

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是“供给主导型”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绩效低下等问题。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存在种种问题,提出要构建“需求主导型”的多元化供给体制,而多元化供给体制的建立应是在相应机制的协调下多主体合作推动的结果。另外,又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提出构建多元化供给体制的创新措施,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超越二元论: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再思考

传统的二元论认为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物品,而企业提供私人物品。但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的出现表明:政府并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在政府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成功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相应地,公共服务的供给应建成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互动的有效公共服务体系。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动态特征演进与模式创新

当前农村公共品供求的数量不足、质量低下和结构不合理已成为普遍现象，农村居民对公共品的旺盛需求与政府财力有限的矛盾导致了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多维新变化。实地调研表明，在政府供给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机制被引入并日趋活跃，同时出现了自愿供给机制等多种模式。在完善当前政府主导供给模式的同时，政府应采取各种公共政策加强和完善“政府诱导”模式来供给农村公共物品，通过经济支持、政策优惠和市场监管等手段利用市场机制提供能满足农民需求多样化的公共物品。     

西部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研究——来自四川两县的实证分析

合理确定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列是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优先序的确定上,我们应始终以农民需求为主,政府宏观调节为辅,改变传统供给主导型的公共品供给制度,最高程度的减少因供给方的自利性追逐而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动力不足和内容扭曲。同时建立有效的农民需求表达和显真机制,只有农民能够充分表达需求意愿,才能真正实现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品供给,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最大化。     

完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研究

农村义务教育是典型的应由政府提供的纯公共产品.以农村义务教育政府供给现状描述为基础,分析政府供给农村产品不足的制度根源及现实原因,提出应从调整财政支出、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构建"以省级政府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并从加强农村教师制度建设、加强对中小学经费的预算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政府供给制度.     

中西慈善管理差异论析——兼论胡文虎慈善公益

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理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人性善抑或人性恶观点,构成中西慈善管理逻辑起点的差异,不同人性假设由此产生中西慈善管理模式是政府主导型抑或社会主导型。取中西方慈善理念和实践之精华,学习胡文虎慈善公益,通过慈善意识转变、政府角色转换、培育公民社会,扶持第三部门发展,最终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发展。     

基于财政分权的地方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实证研究

住房保障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多种因素影响,以财政分权因素为例,分析发现:我国分税制改革尚未形成激励地方政府自觉增加住房保障财政供给的机制,现行财政分权模式不利于增强地方政府住房保障供给能力。今后需要结合分税制改革,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住房保障责任,并将其作为财政投入的依据,结合我国住房保障供给与城镇化进程、城镇贫困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需求,合理规划和制定住房保障政策,增加财政投入,提高供给水平。     

社会伦理、国家治理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形态经历了集体供给到个体供给再到财政供给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伦理-国家治理"逻辑。社会伦理在一定程度形塑了统治者合法性来源,为了维护并强化这种权威,执政者通过以政绩考核机制为中心的制度建设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回应基层民众需求。乡村治理模式在国家、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多方互动中形成,并直接决定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形态。从这一逻辑机理出发,新时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在于通过新型民众参与模式调动民众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基于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复合治理结构考察

复合治理是新区域主义框架下基于区域治理主线破解现实区域经济问题的流行思路,调强通过政府职能转移和公民社会组织的事权获得和执行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基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职能转移的分析表明：由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协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治理结构可以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数量和社会主体的福利,公开招投标是复合治理框架下政府职能转移最有效的方式;复合治理结构的建构,需要建立科学、公平的谈判机制和福利分配机制,政府要加强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监督和考核,公民社会组织要加大信仰建设力度,还应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     

基于协同理论的社会服务创新及其供给模式选择

基于协同理论的视角，综合考虑供给模式的可操作性，以社会服务供给主体的联合情况为划分依据，社会服务供给模式可以构建为政府—企业型、政府—非营利组织型、政府—初级群体型、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型、政府—企业—初级群体型、政府—非营利组织—初级群体型、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初级群体型。供给主体需要扮演社会服务的组织者、资源提供者、生产者等角色，但在各类供给模式中，每种供给主体所扮演的角色都存有差异，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地进行梳理。     

我国政府审计需求和供给研究——基于公共物品需求与供给视角

政府审计是一项公共物品.我国行政模式下的政府审计关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委托第三方所进行的独立审计,它虽然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审计制度的效率,但难以较好地适应公众的审计需求.政府审计的供给受政府偏好、协调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制约.政府审计需求的优化需通过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公众素质,建立公众的审计需求显示和传导机制,完善公众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来实现,而提高政府推进审计供给的积极性,控制审计成本,加强对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激励,则可以优化政府审计的供给.     

西部农村道路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选择

通过对四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的考察,文章认为,传统的建立在西方的公共产品模式思想存在认识误区;考虑到西部的现状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笔者主张,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多层复合的西部农村道路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浅谈政府激励机制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模式存在"政府失灵"、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不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等问题,本文从政府激励机制的角度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构建。     

房地产业的产业组织模式比较分析

房地产业产业组织模式可分为：房地产企业主导型、信托基金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市民合作组织主导型。现阶段应大力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同时政府应以土地所有者身份直接参与廉租房的建设,发展一个与商品房市场并存的“二元”体系,并合理引导规范市民合作建房行为,防止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双重失灵困境下PPP模式供给农村水利设施探析

农村水利设施的建设对于改善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某种程度上,我国在水利设施供给中出现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现象。面对双重困境,通过PPP模式合作建设水利设施,可以解决政府财政资金短缺、专业知识不足等问题。同时,通过完善与PPP模式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设置合理的价格制度、创新多元的监管制度等措施,可以更好地保障公私伙伴关系的发展,缓解水利设施不足的局面,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演化趋势分析

制度变迁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结构和偏好结构，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乃至整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核心在于政府供给主导型变迁让位于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由于“国家悖论”、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以及政府偏好序列的约束，及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为获取制度租金而采取的博弈，使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强势路径依赖的特征，锁定在低效状态。要退出我国金融制度的锁定状态，必须引入新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实施动态的制度变迁，从而达到高效的路径替代。     

地方性公共产品分权式供给研究

公共产品供给是公共财政的核心问题,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更是财政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对于政府如何有效地供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论界提出用财政分权模型来进行分析。本文从财政效率角度分析了地方性公共产品中央政府提供的效率损失和地方政府提供的溢出效应,并在二者效率对比的基础上界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进而提出了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分权式供给机制和具体模式。     

农民负担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合理所引起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突出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农民减负的关键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其基本思路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实行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主体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