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广义矩(SYS-GMM)分析方法

基于2002-2012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将能源消费强度分为低、中和高三个层次,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广义矩(SYS-GMM)分析方法,对工业化、城市化对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提高均会导致地区间能源消费强度的增加,但城市化对低能源消费强度区域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高能源消费强度区域的影响却十分明显。此外,上一期的能源消费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和技术创新等均对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中国存在技术创新的反弹性效应且能源价格对技术创新有诱致性作用。     

城市化不同阶段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

按照世界城市化演变规律可将中国城市化过程分为曲折发展、初期阶段和中期阶段三个阶段。本文通过协整分析认为：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是能源消费变动的原因，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原因。不同城市化阶段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差别在于：第一阶段能源消费增长主要受工业化驱动，而受城市化的影响较小；第二阶段能源消费主要受城市化影响很大，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第三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共同驱动能源消费的增长。     

能源转型与工业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文章通过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可再生能源生产对工业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影响和人力资本等变量的作用。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可再生能源与工业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各省份目前均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可再生能源对工业经济仍处于抑制阶段，且可再生能源与工业经济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和发展阶段的异质性。进一步通过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提高人均收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水平均有助于缓解可再生能源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化进程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9～2009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可以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对能源消费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恩格尔系数对能源消费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此外,城市化进程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性: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东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居民恩格尔系数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合理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助于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的矛盾,保障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性

为揭示中国能源强度的演变趋势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主要影响因素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冲击及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论文使用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区的能源强度及相关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区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能源强度水平相似省区倾向集聚分布;城市化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禀赋对省区能源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则为负向;从溢出效应来看,东部省区的城市化水平、西部省区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能源禀赋均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东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则产生了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方向相反。     

不同城市化进程的碳排放特征差异比较——基于LMDI分解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碳排放问题备受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关注,同时,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区域之间由于所处的城市化阶段存在差异而导致碳排放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以城市化综合指标为基础,把全国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在内的31个省、市、自治区分成不同城市化进程的三类,进而运用LMDI方法对三大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以期比较三大区域因城市化进程不同而存在的碳排放特征差异.分解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区域碳排放增长最慢,而处于城市化进程中问阶段的区域碳排放增长最快;能源强度对不同城市化进程的区域碳排放的抑制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对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区域抑制作用最明显,对处于城市化中间阶段的区域最不明显.     

我国城市化不同阶段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对1953-1978、1979-1995、1996-2011三组时间段内城市化、工业化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分析我国城市化不同阶段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1953-1978年间,能源消费增长主要受工业化驱动,而受城市化的影响较小;在1979-1995年间,能源消费受城市化影响很大,但是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在1996-2011年间,城市化与工业化共同驱动能源消费的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因素识别及实现路径研究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是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由之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融合LMDI分解法和计量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能源强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国别增长结构抑制了整体能源强度的降低；(2)沿线国家能源相对价格的提高在整体上降低了国家能源强度水平，且存在区域禀赋差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能源进口国家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强度降低效应更显著；(3)空间互动方面，能源相对价格提高在降低本国能源强度的同时会提升邻国能源强度；(4)数字化水平调节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强度降低效应。     

FDI、城市化与出口贸易——基于金砖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金砖国家1980~201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以分析测度FDI与城市化对金砖国家出口贸易的传导机制和影响程度,并针对五个金砖国家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模型,以考察各变量对不同国家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FDI能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与出口贸易在总体上呈正相关,但也存在例外情况;人口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出口。     

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寿险需求的非线性 门限效应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的检验

首次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并在非线性的框架下对我国30个省份2000—2015年的寿险需求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我们构建城镇化综合衡量指标,研究收入水平与寿险需求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并解释不同省份寿险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是影响寿险需求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增长对寿险需求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同时,研究发现,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也是造成不同省份寿险需求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其中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教育水平、城镇化率能增强收入增长的寿险需求效应,而社会保障支出则弱化收入的寿险需求效应.说明要促进不同区域保险业的平衡发展需要兼顾收入水平和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最后,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保险业均衡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和措施.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的实证分析

目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城镇化率逐步提高,但与发达省市相比,城镇化水平依然很低。从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的角度用逐步回归的实证方法研究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结合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促进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户籍与土地制度双门槛

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都不高,主要是受到一系列城乡隔离制度的约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约束,它们分别形成户籍和土地双门槛,用以阻挡城市的社会福利被外来人口分享。城市规模越大,双门槛越高。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应当着眼于减少城市中分配成本高昂的福利,降低户籍与土地双门槛,并放松对市场力量的束缚,以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湖南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安全机制建设

随着湖南城市化进程快速稚进所引致的能源需求急剧上升，在能源产供能力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湖南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并已成为制约湖南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通过对湖南能源安全问题的研究，为缓解湖南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能源供求压力、确保能源安全提供具体解决方案与实施措施，以加快湖南城市化进程，促进湖南经济发展。     

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及门槛效应

推进城镇化是增加我国农村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重要突破口。采用2002—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城镇化、农村人口结构、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估计值为0．589,在城镇化水平高（大于0．589）的地区,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但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未达到门槛值。应进一步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尤其是中西部次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关于西部城镇化问题的思考

我国西部城镇化发展主要存在城镇化水平低、城镇体系不合理、城镇化质量差以及人口压力大等问题；加快西部城镇化进程需要健全城镇体系、树立新的区位优势观、改善城市经营状况，并注重制度创新。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解与门槛效应研究

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为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采用2005—2015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而对外开放、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推进城镇化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采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曲线，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以及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     

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检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会促进农业现代化并提高农村经济运行效率,进而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我国2003—2017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仅有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对周边地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由促进转变为抑制,且抑制作用逐渐增大。因此,应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并促进区域合作和交流;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与各地区农业生产的现实需求相结合。     

农村人口向城镇"永久性"迁移规模的测算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统计资料的欠缺,我国每年到底有多少农村人口"永久性"地迁移城镇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一直是个谜.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用3种不同的方法对数据缺失年份市镇(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进行估算,进而测算出1979～2003年历年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永久性"迁移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