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的区域差异研究——对上海、安徽、重庆的比较分析

选择上海、安徽、重庆作为东、中、西部的典型代表,通过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弹性测度三个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第一产业仍然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虽然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第一产业产值与就业结构越均衡,但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越低;上海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趋近饱和,而安徽和重庆第二产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就业吸纳能力;上海第三产业的就业促进作用有限,而安徽和重庆具有较大的潜力.因此,东部地区必须依托科技创新的力量,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劳动力转移,进而提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中西部地区则应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接纳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提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不同指标的比较，发现我国就业矛盾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相称，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因此，我们必须在认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产业优化和增加就业的双重目标。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探讨——以石狮市为例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本质是要素的流动与集聚,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保证"城镇化人口"的充分就业,产业转型升级应与就业结构演变相协调。以石狮市为例,运用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对石狮市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研究发现:石狮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较好,第一、第二产业存在相对剩余劳动力,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吸纳潜力在逐步上升;第二产业仍占有绝对的就业贡献率,但其就业吸纳水平呈下降趋势,将逐步低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落后其结构调整的原因在于存在相对剩余劳动力行业的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较低,难于迅速转化为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延缓滞后效应。     

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政策选择——以江苏沿海三市十六县为例

基于Eviews软件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从产值和就业两个层面，结合江苏省沿海三市（南通市、连云港市、盐城市）和所辖的十六个县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产值）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就业结构与GDP不存在因果关联；样本市县映射出江苏省产业结构非常不理想，其中第一、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偏低，且第二、三产业相对缺失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和生产环境，如研发、营销、品牌等；并据此从调整产业结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     

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相互关系分析

本文在分析国内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法,以三次产业的产业增加值和三次产业中就业人员的增加人数为基础指数进行分析,找出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提出提升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均衡发展的建议。     

湖南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是否相适应关系到教育资源的利用效果以及人才的培养质量。各产业的产值结构是反映产业结构的重要指标，以湖南普通高等教育为例实证分析了教育结构与各产业产值结构之间的关系，得出第二、三产业产值的变化是教育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第二产业的产值变化要大于第三产业产值变化对教育结构的影响的结论。提出建立政府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设置侧重于第二、三产业以培养更多适用型人才，通过产学研合作理念来推进学科专业建设，促使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互适应，协调发展。     

人民币升值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探讨——基于2006～2011年季度数据的协整检验

以2006年到2011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对人民币升值影响我国三大产业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三大产业中,人民币升值仅与第二、三产业的产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人民币升值对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的促进作用优于对第二产业产值的促进作用。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机制研究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深层次协调发展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文章基于2000—2018年面板数据,检验了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机理,并测算了三地的就业弹性以及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联动发展水平较高,北京和天津面临着第一产业需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但二、三产业就业吸纳空间较小的矛盾;河北在第一产业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面临着二、三产业人才需求缺口较大的问题。有鉴于此,需要加快建设京津冀一体化要素市场、提高京津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构建京津冀教育联盟推动产学研深层次协同发展。     

北京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弹性与关联分析

基于北京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数据,先进行北京市三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联分析,进而对北京市第二、三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关联情况进行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应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中的主导行业来促进就业,以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投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协整分析

通过由地方政府投资、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等四个变量,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计量分析工具,对我国1978～2008年的地方政府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投资与三次产业总产值均具有长期正向均衡关系,其中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最大,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弱,且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要远大于对第一、三产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规制与放松规制的度

实行政府规制的本意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但是由于个人私利、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政府规制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因而，需要放松规制，但是放松规制不是说没有规制，应该充分把握放松规制的度。使规制合理化，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最优资本结构还是有效资本结构?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从研究视角出发可分为三大类,即基于财务因素的静态权衡理论、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代理理论和基于控制权的金融契约理论,与之相适应,资本结构优化的最终目标就分别对应于最优资本结构、合理的资本结构和有效资本结构。本文在三大资本结构理论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控制权是决定资本结构优化的根本因素,因而建立有效资本结构应是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的最终目标,就我国企业而言,建立有效资本结构需要在产权制度、投资者法律保护和金融市场制度建设方面作出一系列的改革。     

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

通过构造二次函数模型,对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不是成严格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的关系;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呈"U"型的关系,它们都比一次关系具有更高的解释能力。     

浅析对外贸易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对外贸易政策属上层建筑范畴,是一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经济政策一起为达到国家整体经济目标而发生作用和影响。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是未来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服从和服务于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它所形成的＂倒逼＂机制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外部环境,是提振内需政策的有机补充。上述两者一起发挥作用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的问题。     

模块化结构下的市场结构、行为及绩效

模块化作为新产业结构的本质特征,其结构由三部分构成:设计规则、隐形模块生产和系统集成与检测。模块化改变了传统的产业组织形态,在模块化结构下,市场结构是分散型的大系统,市场行为表现为三种新竞争形态,最终市场绩效是增进的。     

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1年度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实证发现，股权集中公司的负债率显著低于股权分散的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与负债率负相关，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存在二次关系和三次关系，资产负债率在24．52％与51．13％之间时，经营缋效与资本结构正相关。     

西方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比较分析——兼谈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构建

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两种典型模式。两者基于其各自形成与发展的制度环境不同而呈现出鲜明的导向差异,代理人激励机制在激励形式与效果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当前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性选择。     

主位结构、信息结构与听力语篇理解

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在听力测试语篇理解中具有重要作用,认识和把握这两个结构,有利于听者测试时掌握语篇的要点和新信息。     

我国产值结构变动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利用我国1990年～2009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现状,通过比较三次产业间相对生产率、就业弹性的差异,探讨了产值结构变动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我国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性。针对我国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动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了吗

人力资本是支撑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本文探讨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并基于FGLS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其能有效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分区域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由东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大于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工资上升是这一过程重要的传导机制.为此,政府在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应更重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并结合各地区人力资本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人才培养、智力扶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