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机会集、代理冲突与上市公司审计师选择——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投资机会集、所有权性质以及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审计师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投资机会集越高则越倾向于聘请高质量审计师以缓解代理冲突,同时由于非国有公司治理水平相对更弱,作为薄弱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一种补充,非国有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动机更强;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处于市场化进程较慢、法治水平较低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的非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机会集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的正相关关系越强.     

市场化程度、无形资产投资和公司价值

以我国2002年年底前完成民营化的民营上市公司以及以行业规模为基准配对的国有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民营公司和国有公司无形资产投资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低,国有公司的无形资产投资就越多。民营公司的投资行为能提高公司价值,但市场化程度对公司价值影响不大。国有公司投资虽没有显著提高公司价值,但公司价值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市场机制对国有公司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     

论政府控制、代理成本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通过引用＂双重代理＂概念,构建代理成本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关系模型,研究双重代理成本对公司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从政府控制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了探讨。以公司的投资行为为主线,以代理成本和政府控制为考察对象,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环境两个方面对公司资本投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类代理成本均显著的导致了过度投资,相对于私有产权的上市公司,受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所带来的非效率投资更加严重;而对于第二类代理成本而言,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由此引起的公司非效率投资。     

社会资本、政治关系与公司投资行为研究

以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研究了社会资本、政治关系及其交互项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提高，国有公司能够有效降低过度投资水平，而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非国有公司在社会资本提高后也降低了过度投资水平；政治关系提高了国有公司和非国有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存在政治关系的背景下，社会资本会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政治关系对国有公司和非国有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比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     

股权结构视角下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研究

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并从股权结构视角分析了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内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非效率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国有控股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减弱了这种治理效应。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及其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频繁发生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现状,分析其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以及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且负债对过度投资有约束作用;非国有控股和现金股利能制约过度投资行为,但影响有限;经理持股与独立董事对过度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增量融资与投资显著正相关,且其影响最为显著.因此,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完善资本市场,使其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功效.     

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负债融资的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了负债作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短期负债约束公司长期投资活动;在一定负债程度上,长期负债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投资行为;公司的资产规模和融资活动的现金流会影响公司投资活动的现金支出,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活动选择。     

官员更替影响企业行为和绩效了吗?——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官员更替对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导致辖区上市公司投资支出增加,市场绩效降低,国有企业更易受官员更替的影响,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强化了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文章还发现官员更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更易受官员更替的影响。研究表明官员更替产生的"翻烧饼"效应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地区,企业行为和绩效等效率的提高,需要公司治理机制的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模式的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能缓解非效率投资吗?——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 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文章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形成的股权制衡机制失效,无法改善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另外,我们并没有发现董事会对非效率投资的约束功能:(1)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会治理趋于无效,未能制约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2)独立董事机制也是无效的,同样无法缓解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     

制造业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近些年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通过对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国有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容易造成投资不足,但是如果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则容易造成过度投资;法人股持股比例提高能够有效地抑制过度投资,但也容易造成投资不足;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越高,容易造成过度投资,不易造成投资不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水平越高,投资不足水平越低.     

控股股东、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文章以中国资本市场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会计信息披露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的缓解作用,实证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对公司资本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可以缓解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理冲突所带来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发挥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论不依赖于变量的选取和衡量方法,具有较强的可靠性     

上市公司国有股回购与拉动投资需求

国有股回购是指上市公司从国有股股东手中购回本公司的全部或部分国有股。用股份回购方式解决国有股问题 ,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和操作性。从我国上市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来看 ,绝大多数公司的效益较好收益率较高 ,有能力回购部分国有股份。本课题的重点是通过上市公司实施国有股回购来分析所拉动的投资需求。通过计算 ,上市公司每年回购 2 0 %国有股所拉动的投资需求将超过 10 0 0亿元。     

移民网络是否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运用混合最小二乘法研究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移民网络对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为非国有控股企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投资东道国为发达国家时,促进作用更明显.调节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制度距离的...     

政府R&D补助方式如何影响企业R&D投入?——来自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RD补助是否一定促进企业RD投入?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区分政府RD补助方式作为切入点,从理论角度分析事前一次性RD补助、补贴率方式RD补助及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对企业RD投入的不同影响;并使用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3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只有补贴率方式和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显著促进了企业RD投入,其余补助方式对企业RD不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样本按产权特征进行分组后,我们发现对于非国有样本,补贴率方式和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都显著促进RD投入;而对于国有样本,所有类型补助对公司RD投入皆无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表明,政府应更多使用补贴率方式和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企业产权特征是政府补助时值得考虑的因素。     

国企混改、政府补助与创新

基于中国深沪A股市场2003~2017年国企混改非平衡面板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政府补助与国企创新,以及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能够促进国企创新,国企混改显著增强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政府质量越高则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越好,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提升作用越强。通过对《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中"突出主业"的政策趋向的效果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企业主业研发投入,国企混改不仅能够促进政府补助的主业研发投入,同时还可以抑制非主业研发投入。     

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

现行的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研究通常认为,短期债务不会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然而,以2007—2010年我国沪深股市的89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显示:这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债务期限偏短所导致的。     

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准确识别高铁开通对微观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企业投资决策优化和区域产业优化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微观数据，基于高铁开通的新视角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市场规模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两条路径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机制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增加了上市公司异地投资企业数量，总部所在城市开通高铁的上市公司新增异地投资企业数量平均提高了约5.2%；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仅增加了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一方面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另一方面强化了站点城市信息环境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从而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     

基于DEA模型的旅游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评价研究^＊

旅游企业价值的增加取决于其投资决策和投资效率,对投资效率的评价将有利于管理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运用数据包络法（DEA）的CcR模型对18家旅游上市公司2007-2011年间的投资效率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证明了选用DEA模型评价旅游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同时结果显示,我国旅游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且不同类型公司的投资效率差异较大。其中,景区类公司投资效率高于综合类和酒店类,酒店类最低。     

高管变更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简

采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6年至2012年数据,区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类样本公司,就高管变更因素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高管变更导致公司投资效率下降;高管非常规变更与公司投资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在过度投资的样本中,随着总经理任职期限的延长,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变得更严重;高管人员内部继任与公司的投资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可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