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浙江海宁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9月，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海宁——金庸故里隆重召开，金庸先生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与会专家学者主要从金庸小说的民族文化精神与地域文化情趣，作品内蕴、人物形象及其渊源与其他名著的比较，金庸小说的价值评定、传播和修订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研究与讨论。     

金庸小说流行的传播学分析

文章从传播学的角度对金庸小说热进行了剖析,首先分析了金庸小说传播的信息魅力在于,将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融于一体;其次,满足了受众复杂多样的心理需求,能够与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高度契合;再次,充分利甩大众传媒,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齐兴并举,获得了令他人难以企及的效果。     

金庸小说流行的传播学分析

文章从传播学的角度对金庸小说热进行了剖析,首先分析了金庸小说传播的信息魅力在于,将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融于一体;其次,满足了受众复杂多样的心理需求,能够与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高度契合;再次,充分利甩大众传媒,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齐兴并举,获得了令他人难以企及的效果。     

金庸小说的主题学研究与定位——刘卫英、王立《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读后

《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一书,从多种母题、主题、意象来探讨金庸小说的民族文学特征、民族文化内蕴生成以及外来佛经故事影响。注意在一个武侠文学传统的传承性链条上,发掘金庸小说的多重文化价值。在具体母题、意象的实证探究中,非常重视主题学理论方法的运用,拓展了主题学研究的视阈与空间,进一步验证和提升了主题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反侠之侠——解读韦小宝身上的市井与传统

金庸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大侠形象,但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却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反侠之侠。本文就这一形象身上受到的市井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进行解读。     

金庸武侠小说的思想性解读

金庸的小说带来了武侠小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兴盛时代,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作品的思想性的重视,他的武侠小说具有浓重的中华民族儒家传统文化底蕴,作品中的主人公心忧天下,为挽救民族危亡,不顾身死,表现出了巨大的精神价值和崇高的悲剧意义.同时,作品又体现了现代新文化思想的精髓,金庸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开明的民族观,作者不以某个民族为中心,具有世界大同的理想.     

老舍小说民族文化悲剧描写探析

老舍对民族文化悲剧的抒写包括对“真金”失落的痛惜与“灰土”拭拂不去的痛恨，他在小说中写尽“老字号”的悲哀和“老”民族精神的幻灭。这既是对转型期中国民族文化缺损以致衰落的冷静审视，又是对民族文化幻灭状态的痛苦反思，同时也为民族文化的出路及民族精神的重构做着不懈的探索。     

金庸小说处所名号的文化意蕴例释

金庸小说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其文化意蕴不仅表现于故事情节中，而且渗透于人物名号、风物处所、武功招式名称等每一个写作环节．其中处所名号的文化意蕴表现得尤为突出。     

金庸现象的传播环境分析

金庸为处于现代文化虚根危机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认同模式,从传播学视角而言,金庸现象的出现与传播环境息息相关,是特定的传播时代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香港特殊的文化际遇孕育并形成了金庸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内地,由于社会转型的变化,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而出现了金庸现象;金庸满足了20世纪全球华人对中国文化根基极其强烈的反思意识和认同渴望,为我们审视自己民族文化心理提供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视点。     

金庸现象的传播环境分析

金庸为处于现代文化虚根危机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认同模式,从传播学视角而言,金庸现象的出现与传播环境息息相关,是特定的传播时代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香港特殊的文化际遇孕育并形成了金庸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内地,由于社会转型的变化,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而出现了金庸现象;金庸满足了20世纪全球华人对中国文化根基极其强烈的反思意识和认同渴望,为我们审视自己民族文化心理提供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视点。     

莫言的寻找与突破

莫言是新时期以来最具创新意识的作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成名作《红高粱》以来,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他的小说之所以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永久的生命力,在于小说的内容上他关注的是民族的豪气和正气,由此确定小说历史和现实双重寻找的主题。形式上他采取西方现代派手法与华夏民族性相结合的表现方式。莫言认为创作方法不会永远一成不变,这种文学创作理论是他小说写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升华。     

金庸作品武侠人物的文化涵义--以《天龙八部》之段誉为例

该文采用典型人物的典型分析方法，以历史时代为背景，从传统文化、同类人物对比、审察作者曾经沧海的历史视角等，深刻地阐释了作者笔下人物日常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儒家谓道、生活与佛理的关系、审美价值现以及对中国传统武功的看法，并由此来凸显他笔下人物的文化涵义。段誉是金庸作品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也是金庸作品中最具文化的人物。其最大特性乃一生行走在情与义的坎坷波涛之中，正是作者本人或他信奉的人生哲学的一种艺术抒写。     

论孙犁创作的民族化特色

孙犁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色。他的作品呈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对中国文学的优秀民族形式加以借鉴、吸收和创新。另外,孙犁创作的民族化特色还表现在他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上。     

在文艺美学研究的背后——论王向峰的诗性精神

王向峰先生不仅是著名学者,也是一个诗人。相比于他的学术资质来说,他生命中的诗性精神更具根本性,也更有审美意义。这种诗性精神不仅内含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也体现于诗的创作中,情理交融、自然善感是他的诗的特质和表征。这种诗性精神既源于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源于他对自然的喜爱和热衷社会活动,更源于他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人格理想的追求、实践。     

试论《沧浪之水》对中国传统“权力”文化的悲剧性揭示

《沧浪之水》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权力"文化对"人性"的扭曲与消解。池大为面对的,不仅仅是"权力拥有者"与"权力消费者"层面,更重要的是需要面对家庭、亲友及整个社会对权力的崇拜心态。当他身处的整个社会都以"权力"作为思维的出发点,来衡量池大为的所谓的健全人格和精神操守时,池大为所有操守的意义都被彻底化解,他与周围群体之间也完全失去了"精神对话"的可能。池大为要融进这个群体,惟有选择屈服。池大为不是屈服于权力,而是屈服于"权力"思维体系即"权力文化"。这是池大为的悲剧,但更是中国传统"权力"文化的悲剧。小说的深刻意义就在于揭示了这种文化悲剧。     

余英时与“儒家资本主义”思潮

余英时一直被认为“儒家资本主义”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持论者之一,而他对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研究,也在这种理解之中被反对者认为研究了一个假问题。实际上余英时与流行的“儒家资本主义”思潮在方法论上有不小的歧异,他们理解的“历史解释的限度”是完全不同的。从这种歧异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资本主义”思潮流传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只有“历史哲学”而缺乏历史实证。     

克罗齐主体直觉论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和启示

克罗齐所处时代的美学是以彰显人的感性主体为主要内容的,他认为美学就是研究人的直觉,提出直觉就是表现,表现情感的意象这一核心概念。克罗齐主体性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朱光潜来完成,其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反思与批判和中国现代美学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启示。研究克罗齐美学主体性的目的就在于复苏主体的直觉创造精神,使心灵由于感性的加入而获得真正的完整与和谐。     

中国古代商界小说中的女商人形象及其价值

中国古代商界小说文本中的女商人形象,因受“重农抑商”政策和“男性中心”话语的影响而并不多见,但她们还是超越于“商妇”之上,较大程度地突破了“轻商”、“贱商”的传统局限和职业上的局阈,突破了女性依附男性的传统形象,显示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价值,传递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意识的嬗变和风气的改变,因而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只不过其突破性意义从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     

公民公共精神缺失的社会根源与催生的“土壤”

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实现和谐社会最为重要的思想道德基础,它要求每个公民时时处处都选择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行为模式,养成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道德品质。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是中国公民缺乏公共精神的社会根源,因此发展公民社会以培育公民公共精神是一较佳选择。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必须以国情为基础,发展高质量的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