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阶段性影响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 ～1988年,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取决于新增城市数目和原有城市市辖区面积的扩张,到1989 ～1998年,城市聚集经济、城市市辖区面积变动、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1999 ～2008年,已经进入了一个多种因素共同推动城市人口增长的新时期.总的来看,影响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既有经济因素,又有诸多的行政和政策因素,譬如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的户籍制度、不同时期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等.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经济因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政策和行政因素的效能在不断降低.     

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极大,运用 Kernel 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分析表明,当前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合理的。从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历程来看,该变动主要受城市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主要特大城市实有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应因时因地而动,不能搞一刀切,而且人口调控政策重点应该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着农民工供给短缺、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老年和少儿非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等人口新常态约束。在这种人口增长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和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选取2009—2016年30个城市全市与市辖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研究全市与市辖区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对30个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并选取西安、武汉、天津等3个城市,分析其自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后新增落户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辖区的人口集聚比全市更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中东部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人口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符合威廉姆森"倒U形"假说;西安、武汉和天津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但武汉2017年新增落户人口人均创造价值高于西安;天津"海河英才"计划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     

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我国百个地级市的系统GMM研究

以百万以上人口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GMM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平均而言,国际贸易额每增加10%,城市人口规模将会增加0.23%;职工工资、产业结构、政府支出等均能够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可以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无锡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无锡作为农村人口转移进入较为集中的城市,近年来在流动规模、就业结构、区域分布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文章依据无锡的实际情况,在对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投入成本进行科学测算的基础上,主张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身份和待遇问题;抓住重点难点环节,着力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人口工作体制,构建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组织实施体系;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最终实现城乡和区域人口的均衡和谐。     

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的动力模式与路径选择

城市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及其向郊区进行产业转移必然带来相应的劳动力流动,城市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布局不匹配问题反映出城市产业布局结构与劳动力布局结构的互动性动态调整.城市政府应根据城市产业特征以及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顺应产业转型与城乡产业转移的现实趋势,推进人口的合理流动.     

中国城镇体系演变历程与新型发展模式

城市的发展以城镇体系的合理化为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体系政策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可分别概括为"限制大城市鼓励小城镇""大中小协调发展"和"城市群"。但中国城镇体系的实际演变历程与政策演变历程并不完全一致,2012年我国大中小及小城镇比例为1∶5∶7∶382,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体系1∶10∶100∶1 000的金字塔结构相比,明显呈现"大城市较多、中小城市及小城镇较少"的特点;与此同时,30%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居住在市辖区人口40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集聚呈现出明显的"大城市化"。为此,新时期我国城镇体系的主体形态是"城市群",发展关键是"功能定位",发展重点是"中等城市"。     

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规律与特点

研究城市规模分布，有益于正确认识现有的城市数量和规模，为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以市辖区年末总人口为指标计算，2008年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为1.2169，基本符合位序—规模法则；而以市辖区非农业人口为指标计算的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为1.0061，城市规模分布的均匀程度降低。除了极少数例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区相对较低；与省区层面比较，国家层面的城市规模分布更均匀。     

"人口准入"与人口规模调控

中国的特大城市人口是否需要控制?近年来,由于我国大城市人口的剧增,关于人口控制又成为大城市公众关心的问题。似乎有不少理由可以论证大城市规模仍可扩大,如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和高素质的员工;商家需要人气,房地产市场更希望有外来人口的购买力等。特别是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高效益。而现代化的过程在空间上就是一个集约化的过程。集约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经济活动的效率就越高。从我国区域发展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有着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和基础,其投入的效益也要高得多。中国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以贵州省福泉市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从刘易斯经典的“二元结构”人口流动模型到托达罗的三部门人口流动模型，对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的研究都是在工业化迅速扩张、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弹性很大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依靠城市很难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阶段，解决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主要从农业内部空间的扩张着手，形成通过农业产业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     

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演变规律——基于2003-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扩展了STIRPAT模型,测算出了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3年的产业集聚度、城市污染综合指数和环境规制水平,并探讨了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城市污染或减少城市污染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某个临界点,实证检验表明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呈现出“U”型演变的规律,产业集聚度的对数3.1161为拐点。基于此,提出了产业集聚生态化发展模式观点,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和城市功能分区发展模式,使得产业在集聚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但污染排放并不相应增加,从而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呈现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此外,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以及优化产业结构也是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途径。     

中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86个地级市就业弹性的分析

采用弧弹性方法测算我国286个地级市的就业弹性,从城市规模和所处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不同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高就业弹性是否以牺牲城市劳动生产率为代价以及不同规模城市就业弹性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失衡问题较为突出,较大规模城市和东部城市总体上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各类城市的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普遍较高;较大规模城市和东部城市在绝对数值上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在增速上与城市生产效率存在替代关系;较大规模城市的较强就业吸纳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就业结构、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城市民营与外资经济发展水平等。     

国家重点产业振兴政策对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影响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大重点产业振兴规划及政策措施.而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政策在利用“倒逼机制”促进我国产业技术升级改造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必将对我国城市发展与规划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重点产业振兴政策将有助于拉动内需,扩大城市经济总量,拉动城市经济持续增长,促使城市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通过产业重组与结构调整加快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点产业振兴政策将加快新一轮全球产业向国内城市转移,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产业向内陆欠发达地区转移,联合建立产业转移园区;重点产业振兴政策将通过鼓励大企业集团兼并重组提升城市产业集中度和国际竞争力,通过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城市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重点产业振兴政策将进一步加大落后生产能力淘汰力度,推动城市节能减排,鼓励发展循环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同时,重点产业振兴政策要求在城市规划中,要关注产业发展规划的内容,把编制城市产业规划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要配合城市住房制度改革进行总量和结构控制,配合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城市交通规划,更多地致力于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研究,大力推进城市规划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土地财政、金融发展与城市扩张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5种空间计量模型，通过设置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着重分析了土地财政、金融发展对城市扩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土地财政对周围城市扩张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金融发展对周围城市扩张存在"虹吸效应"，上述影响随时间呈波动性上升趋势；土地财政与金融发展在推动本地城市扩张方面存在替代关系，但这种替代关系在不同地区层面、不同城市规模层面则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人口集聚是促使城市扩张的主要因素，绿化程度是抑制城市扩张的主要因素；城市扩张具有明显的"时间惯性"，即滞后一期的城市扩张会对当期的城市扩张产生正向影响。     

城镇化、要素禀赋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345个城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城镇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和强度。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土地城镇化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城镇化的城市储蓄总额路径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强度最大,城市科技人员数量路径次之,环境约束路径不显著;土地城镇化的城市储蓄总额路径强度最大,且强度方向为负,城市科技人员数量路径次之,环境约束最小。EDA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城市城镇化同产业结构升级负相关;东部地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部,西部最弱;土地城镇化对不同区域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均较弱。     

基于异速生长模型的我国城市人地关系动态研究

文章利用2010—2016年中国29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数据,结合生物学的异速生长模型,对中国城市人口迁移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及规律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异速生长关系下中国人口增长与土地扩张的动态过程及内在演化动力。研究发现:中国人口集聚空间非均衡性特点鲜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人口集聚能力强,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人口集聚能力弱,东西人口集聚现象对比鲜明,西部是东部人口迁移主要来源地。资源型城市在产业调整及资源枯竭时期,人口外流现象严重,此时资源型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减缓,或出现负增长现象。     

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群思想及新城市群建设

“中国的城市化从来都是以城市群和城市为主体推进的。”因此,对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群思想加以回顾,并对新的城市群给予描述,有助于理清思路,深化改革。但应注意到,并不能因为地缘相近就可以称其为城市群,相反,需要打破行政边界,逐步建立区域经济系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建立立体交通体系;建立开放型的城市经济系统,强化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实行资源节约型的城市群发展战略,力促新城市群的形成,带动中国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     

欧洲城市发展格局对构建新时代中国城市体系的启示

构建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欧洲已经形成了多中心、多层次、群网化的城市体系,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是决定欧洲城市竞争力的主导因素。中国应通过构建多中心、多层次、群网化的城市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应用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降低要素和产品流动的空间成本,进而促进城市体系的网络化;打造一批不同等级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优化城市体系的层次格局;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建设产业体系完善、科技创新能力强、金融服务发达的中心城市;塑造城市间链网化分工体系,推动多中心、多层次、群网化城市体系的形成。     

城市群经济视角下多维邻近性与跨区域创新合作的再审视——来自科研产出的经验证据

城市群建设是否能够重塑跨区域创新合作的网络结构和空间格局?在缺乏足够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的情况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为我国整体资源优化配置和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通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00-2016年我国八大城市群内143个地级市跨区域创新合作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演化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群建设能够强化通信邻近和方言距离对跨区域创新合作的正向影响,以此来提高跨区域创新合作水平及其空间相关性。而这主要是借由高铁网络的建设以及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而实现的。最后,在城市群建设过程中,通信邻近会逐渐弱化地理距离对跨区域创新合作的不利影响,同时加强方言距离对跨区域创新合作的正向作用,但即便如此,地理邻近对跨区域创新合作的影响依旧存在,且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