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产业的发展水平测度与区域比较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数字产业化先于产业数字化作用于实体经济，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产业化质量提升。以区域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为着力点，基于2012—2019年的数据采用区位熵指数测度我国数字产业发展水平和区域比较分析，研究数字产业化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非均衡性，依城市群呈现出梯队化分布格局；主导行业分布的非均衡性导致东西差距持续，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数字产业化影响区域格局的主要因素；大部分省份数字产业化发展潜力较好，胡焕庸线可能被跨越，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教育支出增长——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得益于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流动性约束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缓解。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家庭物质或文化资本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且在金融发展低水平地区作用更明显，这体现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数字经济对中国"稳就业"目标的冲击及纾困举措

数字经济的到来引发了社会新一轮就业结构的改变.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就业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数字产业化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与产业数字化造成的就业破坏效应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的"稳就业、保民生"目标,本文对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的就业结构特征进行了梳理,围绕数字经济"四化"战略分析中国面临的就业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驱动数字产业升级,加速生态产业链形成;建立全民数字经济就业培训体系,推动数字领域人才后备力量储备;推进智慧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就业机会均等化;加强数字经济行业准入监管,保障就业群体权益;充分发挥制度引领作用,激活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动能;以数字化助力"双循环",加快数字"一带一路"建设等,以期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高质量就业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机制、模式选择与推进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导战略和主要任务，而数字经济的不断创新演化发展成为驱动企业要素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具备全新的内在驱动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形成全新的生产要素、以数字创新形成全新的生产动能、以新的交易机制实现交易成本节约效应以及以全新的组织学习与知识获取方式形成知识创新机制。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形成研发赋能模式（开放式创新与用户创新）、制造赋能模式（智能制造）、组织管理赋能模式（组织交互数字化重构）、价值链赋能模式（全球价值链升级）等多重模式。但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依然在数据要素市场、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数字人才体系以及数字治理政策体系等层面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未来，深化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逐步构建面向“要素—制度—人才—政策—治理”的五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实现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驱动要素分析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理论，诠释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并在深入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特色的基础上，从发展与应用水平、效益与规模、技术创新能力3个维度构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项目体系，计算2016—2020年我国30座重点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从而呈现出30座重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差异，以及我国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继而，利用SAR模型进行驱动要素分析，得出经济增长水平、外商投资占比、政府投资占比、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等要素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虽处于快速攀升阶段，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较大的数字技术鸿沟。若要社会经济全面数字化进程持续发展，并让发展水平更为均衡，还需继续推进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开放力度，吸收先进经验与理念，并因地制宜地实行地区差异化政策，完善数字经济治理手段。     

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农业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绿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动。立足于数字普惠金融网络外部性及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对绿色农业发展产生的非线性影响，并基于2011—2019年省级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农业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数字普惠金融门槛不断提高，其对绿色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愈发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对绿色农业产生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其促进作用由强至弱依次为：使用深度、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据此提出要营造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全面发展和加强绿色农业经营主体的素质教育等对策。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不断增强,数字化治理能力加速提升,产业数字化应用潜能迸发释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有效整合现有资源、拓展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十四五”时期,要充分认识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从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强化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打造平台经济新模式激发新动能、加快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深化数字经济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重点发力,打造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点,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数字经济对增值税税收遵从的挑战与应对——欧盟增值税改革的最新进展及启示

数字经济带来的消费和商业模式变化，增加了跨境贸易增值税的税收遵从负担，并扩大了纳税人不遵从的空间。面对数字经济给增值税税收遵从带来的诸多挑战，欧盟持续展开税改行动，试图建立一个针对单一市场的更简单、健全、有效的增值税体系：通过提供增值税一站式服务、建立增值税反向征税机制、实施小企业特别计划、推行电子发票、加强信息合作与协税义务等具体措施，进一步简化和统一征税程序，降低合规成本和行政壁垒，增强信息共享和行政合作，提升整体税收遵从度，进而促进增值税体系实现顺应数字经济的现代化升级。借鉴欧盟的增值税改革思路，中国应建立健全针对跨境数字服务的增值税制度，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制，全面降低税收遵从负担和合规成本，加快信息共享机制和系统建设，并积极提高纳税主体的自愿遵从度。     

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随着大数据与5G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总体的发展质量,数字经济如何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值得探究。从理论机理上看,数字经济将创新成果和创新源泉融于实体经济中,以新一代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变革,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分工的演进,另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发展速度持续提升,但仍然存在数字意识薄弱、数据碎片化、转型服务供给不足、信用评估体系不健全、人才供给不足、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应从数字经济发挥支持作用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与政策机制出发,通过完善数字基础建设、加强数字核心技术供给、加强数字治理制度供给、完善信用评估体系、加强数字化素养教育等路径,推动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创新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与贵州经验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析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在理论逻辑方面,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赶超效应、升级效应、减贫效应和协调效应。在实践经验方面,“贵州模式”为欠发达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考,即坚持国家战略与贵州实际相结合,坚持培育发展新动能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相结合,坚持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与保障数据安全相结合,坚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与培育市场主体相结合,坚持人才培养与政产学研一体化相结合。同时,通过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利用数字技术打破经济发展瓶颈、由点及面地推广新技术和新模式以及各个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欠发达地区将借助数字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税收优惠体系

在2004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被列为200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中部经济的塌陷现象成为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建议。造成中部塌陷的原因有多种，现行税收优惠体系不合理是一个主要原因。改革和调整现有的税收优惠体系，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率——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机制与经验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基于200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经验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利润率的作用效果及具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率。通过使用系统GMM以及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两个机制，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率的提升。这不仅扩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也可对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经验依据。     

基于区域财务共享的资金共享服务平台构建研究

目的/意义 探索共享经济发展新模式,基于区域财务共享构建资金共享服务平台,建立新的资金运营模式。 方法/过程 通过对区域财务资金共享服务平台构建和主要业务内容的探索,分析资金共享服务瓶颈和推广运用的措施。 结果/结论 该平台的构建有利于提高共享资金的流转效率,缓解区域财务共享企业融资难问题,能促使企业财务信息更加清晰,助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欧盟成员国消费者信用信息数据跨境共享模式及实践

随着欧洲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和欧元区跨境信贷市场的平稳发展,欧盟成员国探索出有效的消费者信用信息数据跨境共享模式。在分析欧盟国家征信行业架构的基础上,概括其多年的数据跨境共享实践经验,归纳出消费者信用信息数据跨境共享的可能模式和一般共识。     

关于县域经济运行机理的若干思考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发展县域经济规划的制定,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改革进入纵深阶段的新形势下,怎样扬长避短地推动县域经济在经济社会与体制机制创新中实现跨域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破解发展县域经济问题的新要求、新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县域经济运行的相关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进而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先导向和科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