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偏好、身份模糊与国企高管薪酬管制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要求对企业高管薪酬决定进行政府管制的政策主张。就我国改制后国有企业而言,出于对国企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偏好和国企高管的身份模糊性,促使政府主管部门对国企高管薪酬水平进行直接的动态管制。这种来自于政府的直接管制,造成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的扭曲和低效率。而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制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增强各利益相关者在高管薪酬决定中的投票权,则是弱化当前国企初次收入分配中的社会公平偏好约束,规范和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增长机制的根本之途。     

多视角透视公平分配

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多视角分析了公平分配的涵义、衡量标准以及分配原则的公平性，论证了收入差距与公平分配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该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公平分配和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有启示意义，对我国将要进行的分配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加速国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劳资关系和谐

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收入分配不合理和收入悬殊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目前国有企业的分配上存在着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国企分配制度进行改革。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与公平

十六大报告进一步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强调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效率的高低关系着一国经济的增长，社会公平与否关系着社会的稳定。搞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

一个时期以来,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之间分配关系呈现较为明显的失衡状态,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扩大的态势。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已刻不容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企业吸引、稳定优秀人才并激发人才潜能的主要机制,是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动力。不断完善国有企业职工收入分配制度,是优化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对建立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企业内部分配体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具有重要作用。     

如何缩小我国个人贫富差距

我国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存在缺陷造成的。只有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最终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与公平

十六大报告进一步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强调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效率的高低关系着一国经济的增长,社会公平与 否关系着社会的稳定。搞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推进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完善和规范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推进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损害了公平，也损害了效率。因而，需要我们在操作层面上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实现机制进行反思。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

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是中国深化改革、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一项重大任务。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在分配制度上还存在许多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深化改革具有极大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在于抓好一系列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关键在于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和果断决策。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问题

通过简要分析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针对我国国有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了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委托代理问题的对策：认为在平等与效率兼顾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同时构建约束产权代表与代理行为的双向制衡机制，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是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委托代理矛盾的几项重要措施。     

生产效率、创新效率与国企改革——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运用差分法研究思路,本文考察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对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影响。在确定1027家改革企业和1367家改制企业以后,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规模、市场竞争、贸易开放、技术溢出、行业、地区、经营年限等因素后,将国有企业改革为国有资本仍占主体的国有性质企业是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而非创新效率的;相反,将国有企业改制成非国有企业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有助于提升创新效率。这一结论在区分样本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征以及所属的东中西部区域特征都较为稳健。本文结论表明,实现长期的股权激励改革方案应该成为未来国企改革的一个方向。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对国有资产问题的浅析

委托代理理论是伴随19世纪以后的“经理革命”而产生的。现阶段,虽然我国国有企业都在进行革命性的改革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问题如经济效益低下、企业的债务和社会负担沉重等问题仍然需要深入解决。中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复杂,对存在的问题需进行客观认识及分析。建议一是以产权理论为指导,从战略上调整国有企业布局,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二是以超产权论为指导,从理念上把握现代企业制度精髓,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     

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嬗变与模式探索

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渊源出发,对建国以来我国国企利润分配制度进行梳理。同时,在理论溯源中对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国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今国企红利分配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从中探索出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模式。     

浅谈债转股实质

为了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必须将国有企业塑造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然而 ,随着改革条件的变化 ,国有企业存在着巨大的改革成本。以债转股作为切入点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坚持国有企业改革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剥削制度,由于不存在剥削,因此国有企业能够比非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更高。但国有企业在世界上不是普遍存在的,即只能在少数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存在。现在,新加坡共和国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事实上所有的新加坡政府办的企业都是公营企业,而且还都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很不规范的公营企业。因而,中国改革国有企业不可能学习新加坡模式,中国建立公营企业也不应当学习新加坡政府办的企业。盲目地学习新加坡,会给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灾难,也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中国公营企业制度的建立与规范。如果中国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缺少具有社会主义特性的国有企业,那改革之后中国就不会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了。因此,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就是坚持中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究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有企业是进行国有资产投资而产生的，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效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有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是要按照“一个减少、两个规范”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要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深化国企董事会选聘经理人员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对策

现在距离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仅有8年左右,时间在倒逼着国资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为了进一步推进上海市管国企董事会选聘经理人员的改革,只有形成改革共识、制度共识,形成改革的整体设计,跟进支撑改革的配套制度、配套政策,解决好几个突出问题,才能真正实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国企领导干部制度改革。     

关于实现国有企业改革思考新突破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只有正确认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从产权制度入手加大改革力度，推进政府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改革，才能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