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检验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创新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SBM-NDDF-GML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介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随时间增长,并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数字金融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表现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作用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另外,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渠道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国内城商行2013年核心经营指标（KPI）检视——基于样本与标杆城商行的对比分析

2013年国内经济整体增速放缓,经济风险、区域风险、行业风险加重,依赖以往顺周期形势下的规模扩张模式已难以为继,国内城商行2013年整体经营情况发生实质性转变。在与业内标杆城商行KPI的对比分析中,样本城商行无论在规模增速、净利增速,还是在盈利能力、资产质量管控方面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在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融资脱媒深化的大背景下,样本城商行大力开拓中间业务,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有所上升。未来样本城商行应提升传统业务管理水平,积极探索直接融资业务;全面强化风险管控机制,增强新形势下应对风险能力;不断强化流程创新,着力推动向＂流程银行＂转变。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数字经济是否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新引擎,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为中介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研究数字经济是否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提升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均可以在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说明数字经济在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有边际递增效应。     

浅析城市商业银行拓展新三板市场的策略

在经济新常态下,城市商业银行业务结构转型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新三板市场的兴起,给城商行的业务拓展带来了新机遇。因此,研究城商行在新三板市场的拓展策略对城商行的业务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针对城商行对新三板市场的业务拓展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能源效率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还会产生诸多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以三批次开展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19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渐进DID模型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的能源效率提升,但也存在显著的城市异质性,表现为对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东部城市的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中西部城市的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源效率,并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可见,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还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不同的城市应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发展条件寻求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并促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切实有效地提高发展质量。     

数字经济赋能高新技术产业韧性：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尖端技术产业，如何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和提升自身韧性水平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到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和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数值，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影响效果、影响机制以及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具有正向影响，并且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更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将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和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提升。     

嘉兴市信贷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分析

以嘉兴市1985—2009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VAR模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论证分析了嘉兴市信贷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嘉兴市信贷结构发展不平衡,短期贷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最显著,而中长期贷款、信托类等其他贷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不是很明显。因此,今后金融主管部门在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实施信贷政策时应该坚持向高效率、高效益和重点领域转移,转变单纯追求信贷增长的做法,强化信贷资产质量管理,从而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程度地发挥中长期信贷资金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华三集团发布的2016—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实体企业创新,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促进实体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体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实体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择2015—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和城市发展数据为研究对象,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投放的内在关系。实证发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银行信用贷款投放规模和占比。二是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的正向关系,因城市发展水平不同存在差异,目前对东部城市银行信用贷款促进作用更明显。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信用贷款的作用存在结构效应,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作用相对更重要。四是是否为农商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和信用贷款的正向关系间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提升银行信用贷款占比,需要政府、监管部门、银行和企业居民共同努力,群策群力营造良好信用环境、夯实信用贷款基础。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与异质性——来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地区（城市）网络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通过增强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企业成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路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该创新绩效提升效应会因企业的知识存量、规模、融资约束、高管研发背景等不同而表现出多样化的企业异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中的示范城市建设实践,采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将2014—2016年3批共117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的企业作为实验组,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并稳健地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而且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提升作用比非发明专利申请量更为显著;知识溢出（包括本地知识溢出和外地知识溢出）、企业人才集聚、企业成本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中均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知识溢出路径的解释力度最大;相对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知识存量较多、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低、高管研发背景较强的企业有更强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行为,并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从企业创新角度拓展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研究,并利用“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进行了经验分析;二是深度剖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特别是深入探讨了知识溢出在其中的作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本文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打破知识溢出的地理桎梏,实现知识溢出的本地效应与外地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协同促进作用,这是其促进企业创新的根本原因。因此,各地应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要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并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充分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促进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研究——基于“三方共治”的分析框架

随着数字经济兴起,数字技术为环境治理带来了新的动能。企业作为“三方共治”环境治理体系的最终实践落脚点,探究其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具有重大意义。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框架,从企业、公众、政府视角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减污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企业视角而言,数字化转型通过激活绿色创新动力来实现绿色技术数量与质量的提升,从而降低污染排放。从公众视角而言,外部媒体关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污染减排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从政府视角而言,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污染减排的动机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仅存在于重污染行业及非国有企业中。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污染排放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同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完善“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参考及实践依据。     

宏观调控下的商业银行经营战略

宏观调控是政府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国家经济的一整套运作过程。商业银行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载体,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宏观调控也必然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带来变化,如使区域风险变化,企业风险增加,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增加,个人按揭贷款质量风险增加等。总的来说,在宏观调控下,商业银行可以实施精细化管理;实行有效的资产经营策略;大力发展个人资产业务;审慎拓展投资业务;实施有效的负债经营策略;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等经营战略。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降本增效”“数字赋能”是众多企业追求的目标,而数字化转型又是其战略发展中的关键一步。基于此,将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在其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该部分中介作用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通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显著,而在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不明显。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减少中国雾霾污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

建设数字中国与美丽中国都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ArcGIS软件可视化分析方法探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并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雾霾污染均呈现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特征;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可以减少本地区的雾霾污染,同时还能改善邻近地区的环境质量,这一结论经过引入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空间权重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减少雾霾污染的作用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更明显,而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外溢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此外,雾霾污染较轻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降低作用和外溢作用较大。因此,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赋能减霾效应,加强高污染、高排放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区域间技术合作与信息交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