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散文对汉魏六朝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陈子昂极力推崇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他的作品在内容上大都面对现实,直陈政见,表现出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忧国忧民的民主精神;在文体上,力求变骈为散或骈散结合并积极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表现出大胆的革新求变精神。这些都得益于他对汉魏六朝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对“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若干问题的反思

“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各项工作都要以“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科学发展”的科学观的统一,作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有丰富的科学内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首先是尊重和依靠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和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的规律。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用生产力分析思维模式分析问题。     

论师范生“职前教师专业发展”的机制

“教育信念”、“自我反思”和“发展极”是师范生“职前教师专业发展”机制的三个主要要素。在这三个要素的相互关系上，“教育信念”是师范生“职前教师专业发展”的精神支撑，“自我反思”是师范生“职前教师专业发展”的掘进器，而“发展极”则是师范生“职前教师专业发展”切入口，这三者联合一体共同推进着师范生“职前教师专业发展”的进程。     

“绿色矿业”的逻辑机理、实践探索与推进策略

发展“绿色矿业”是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绿色矿业”发展具有主旨统一性和实践多样性、国家主导性和企业渐进性,需要完善的理论指导、体系构建和政策支持。“绿色矿业”的运行体系是由相关主体（绿色政府、绿色企业、绿色社会、绿色市场）及其功能共同形成的网络结构,各主体多元化、多维度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绿色矿业”的有序发展,最终实现“矿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良好、发展成果共享”的目标。我国发展“绿色矿业”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地不同的发展模式既有目标的同一性,又有方式的差异性。当前,我国“绿色矿业”发展还存在标准体系不健全、政策法规不完善、发展格局不协调、协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行业协会及社会的协调支撑作用,并构建和优化“绿色矿业链”和“绿色矿业区域板块网络”,推动“绿色矿业”健康有序发展。     

新时期中国“三农”发展思路的再思考

在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简称“三农”)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制度改革成功与否的标杆,然而现有政策和措施导致“三农”内部非均衡发展,农村治理和农民权益保护的制度供给不足,以致于农民和农村的发展滞后于农业发展.“三农”内部的协调发展是创新农业发展思路,激活制度红利,实现“四化同步”的基础,因此需要将战略重心移向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三位一体”和“以民为本”.     

对资源型城市发展动力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我国传统资源型城市发展过于依赖“外力型一自上而下”发展动力,必须探索多种动力综合协调的发展动力模式,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借鉴社区发展动力“内一外／上一下”二维模型（IFE模型）,“外力型一自上而下”、“外力型一自下而上”、“内生型一自上而下”、“内生型一自下而上”四种发展动力应该统筹兼顾、平行发展,需要进行政策和体制创新。应设立资源型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视民营经济和“非正规经济”,并激活全民创业精神。     

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的范式转型

人类社会相继经历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四种文明形态,对应着无色（虚无）发展、黄色发展、黑色发展、绿色发展四种发展范式。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下以低消耗、低排放与高效率为特质的新型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面对全球经济危机、资源短缺危机和环境气候危机的必然选择。从黑色发展范式到绿色发展范式的转换,需要实现“五位一体”的转型：发展主体由“单一理性经济人”向“双重理性经济人”转型：发展目标导向由“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向“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转型,发展模式由“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向“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转型,发展过程由“线性强物质化过程”向“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转型,发展路径由“黑色工业化、黑色城市化与黑色现代化”向“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与绿色现代化”转型。     

广西隆安县“那”文化及其产业构想

隆安县具有悠久的“那”文化历史,先民创造了丰富的“那”文化,留下许多独特的“那”文化遗存与习俗。抓住国内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当地“那”文化资源和“那”文化遗存,大力发展“那”文化产业,促进当地社会文化和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沿着数字“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数字“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数字“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文章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全球各国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差异化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收入组国家,但不存在于低收入组国家；无论对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文章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对发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效应有所启示。     

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理论探析

邓小平同志将经济发展速度同社会主义前途联系起来,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理论。“台阶式”发展理论的实质是发展,内容包括周期论、机遇论、方式论、途径论和目的论。“台阶式”发展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互联网+教育”如何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7—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市数据,探讨了互联网发展、不同层次教育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尤其是互联网和教育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教育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互联网+高等教育”和“互联网+初等教育”能协同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互联网+中等教育”未实质性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互联网+高等教育”和“互联网+初等教育”释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度量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现有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方法无法直接体现农村金融对“农户”“农民”和“农业”的金融支持情况,无法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也没有考虑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村金融的需求特征。基于农村金融发展的渗透度、方向性和可持续性特征,建立“三位一体”“5指标+1因子”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复合度量体系,并对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结果表明：自2006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有明显提升,区域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但农村贷款的投放集中度在提高,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处于下降态势,农村金融“嫌贫爱富”的状况加剧。应兼顾农村金融的可持续性和渗透度,积极推进农村金融与农村产业发展以及现代农业的有机融合。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盐城经济发展优劣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盐城第三次经济普查资料

2013年秋天,习近平总书记在赴中亚和东南亚各国访问期间,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结合区域开发开放,强化建设新陆海口岸支点。“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规划是实现国家层面全方位开放格局的新决策,也是各相关区域城市解决现实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的新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方法。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盐城如何寻求发展机会,提高自身开放水平,促进特色经济发展？本文通过盐城发展优势和问题,机遇和挑战的梳理和分析,提出盐城在“一路一带”战略下的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和意见,以供政府决策参考。     

程恩富教授的“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研究——兼议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经济调节方式

针对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总体运行机制,程恩富教授从经济活动的“自然形态”出发,以“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两组范畴为逻辑起点,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市场-国家”双重调节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否定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可以为解决“资源错配”问题、实现“空间协调”和“精准调节”等提供理论指导、运作机制和可行路径。“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是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调节方式,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扩大内需,加快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加速推进“循环转进”,进而助力新发展阶段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又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划时代的丰富与发展：它的形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认识论;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人为本”不仅体现了唯物主义观,而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真谛。“科学发展”以一脉相承的创新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内在本质的高度统一。     

"土壤论"回答"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提出后,理论界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分析和回答。本文认为,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土壤”,认真分析比较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土壤”,对我们正确回答“李约瑟难题”至关重要。     

以全面智能化推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从“发展导向”“经济增长”“要素流动”“机制创新”四个维度，通过“社会福祉共同增长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共享发展”“增加有技术含量的经济密度”“缩短要素流动的时间距离”“以改革开放创新减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分割”四条路径推进。智能化因素的融入，使四个维度有了新的赋能：在“发展导向”维度突出“普惠共享”的价值导向，在“经济增长”维度突出提高“智能产业”的密度，在“要素流动”维度突出利用“云”缩短距离，在“机制创新”维度突出通过“万物互联”减少分割、创造发展机遇。长江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但存在着发展不协调的“亚健康”问题，应率先实施全面智能化战略，通过全域智能化和全业智能化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和智能社会建设。     

城市产业发展战略的三大课题

城市发展战略是城市管理导引的主导性环节。城市产业发展战略是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城市产业发展战略面临以下三大课题:面对“入世”对我国提出的挑战和机遇,城市产业应提出“应对战略”;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城市产业应提出“追赶战略”;面对我国城市产业发展自身长期存在的不协调和不适应问题,城市产业应提出“调整战略”。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法制保障——以武汉市“两型社会”法制创新为视角

法律制度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法制能够正确指引“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有效地规范和约束公民、企业、国家机关的行为,保障政府有关“低碳经济”决策的顺利实施,积极促进社会各方资源的有效整合。武汉作为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城市,应积极构建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制保障体系,加快“低碳经济”地方立法的步伐,不断健全节能减排监管执法的长效机制,逐步完善企业低碳创新的激励机制,深入开展以倡导生态文明、建设“两型社会”为主题的普法教育,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云南农垦天然橡胶“走出去”发展探索

作为我国农业“走出去”的国家队,云南农垦集团为了拓展发展空间,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替代种植”为突破口,秉承“扶贫”和“禁毒”的历史使命,履行“禁毒、民生、公益、环保”政治责任,加快实施天然橡胶“走出去”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