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我国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

本文将企业创新模式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通过风险偏好与创新模式选择的研究,探讨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创新模式选择的关系。得到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风险小,见效快的利用式创新模式;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探索式创新模式选择显著负相关,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形正好相反;高管持股的股权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但需要一个持股临界值。这些结果反映出非国有控股和高管持股的企业更有动机进行探索式创新,政府政策应为其搭建出必要的制度基础。     

存款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结构与区域差异视角

选取40家城市商业银行2008—2014年度数据建立非平衡面板进行OLS回归检验，研究了存款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效应，并从股权结构和区域差异视角分析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1）存款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款利率市场化能够对银行的金融创新行为形成"倒逼机制"；（2）在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国有控股城商行的创新能力高于民营控股的城商行，同时存在境外投资者持股的城商行创新能力高于没有外资持股的城商行；（3）较东部地区来说，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城商行创新能力的"倒逼"激励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股权投资视角

以2013—2021年进行对外股权投资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权投资视角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了持股方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比较了上述影响在不同投资目的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海陆邻国与非邻国)企业中的差异。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股权投资能够显著提高自身创新水平。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持股方式为间接持股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显著加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投资目的国为发展中国家和非邻国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针对不同类型的专利,“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持股方式无法显著调节“一带一路”倡议对实用新型专利产出的影响。     

高管持股的风险偏爱与R&D投入动机

从研发投入风险和决策者风险偏爱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分析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股东比管理者更愿意进行RD投入,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有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在持股比例很低时不显著,只有当高管持股达到0.1%时,RD投入强度才显著提高。这说明对高风险的研发投入,只有那些与企业长远发展相关的利益群体,首先是股东,其次是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高管才有动机加大RD投入,促进企业的创新。     

利率市场化：影响企业创新的双刃剑——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的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创新需要金融支持,目前银行信贷依然是中国企业创新的主要融资渠道。由于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通常具有较高的风险规避偏好,而企业创新活动往往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导致企业银行贷款规模的增长可能抑制其创新活动,其中长期贷款增加不利于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增长,而短期贷款增加有利于企业创新投入增长;同时,银行净息差的收窄降低了企业短期融资成本,进而有利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增长。利率市场化增强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权和银行间的竞争,使其获取风险溢价的机会和动机增强,进而改变银行的信贷决策,并可能对银行信贷的企业创新效应产生双面影响：增加对企业创新项目的贷款（尤其是长期贷款）,从而弱化贷款规模增长和长期贷款增加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强化对企业创新项目贷款利率的调整（尤其是短期贷款）,从而弱化银行净息差收窄和短期贷款增加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利用2008—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但也确实是通过银行信贷影响企业创新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减弱了贷款规模增长和长期贷款增加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抑制效应,另一方面也减弱了银行净息差收窄和短期贷款增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对于不同产权性质、行业和规模的企业,利率市场化通过银行信贷对其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而且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建全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支持作用,并进一步加强对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以提高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创新项目偏好,进而有效降低企业创新的融资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     

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相关性实证研究

良好的公司治理对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选取2005年—2007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对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薪酬激励等四个治理机制与银行内部控制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银行内部控制的推行具有显著正面影响,但其他大股东的监督效应对银行内部控制没有显著影响。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与银行内部控制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独立性难以得到保证。高管人员薪酬激励不能对内部控制起到促进作用。     

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2002—2013年我国对33个国家（地区）文化产品出口额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我国文化产品的影响因素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静态模型分析表明：中国和进口国（地区）的经济规模、进口国（地区）的收入和科技应用水平、共同边界和共同自贸区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文化距离有着显著的阻碍作用,地理距离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并不显著;动态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前一期文化产品出口对于当期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部分抵消了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的阻碍作用。经济新常态下,应以经济总体发展带动文化产业发展,以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弱化文化距离的阻碍作用;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从经济合作中拓展文化产品出口的渠道。     

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促进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采用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2009—2022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即显著促进了实质性绿色创新，而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程度提高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环保补助和政府补贴；环保补助（政府补贴）增加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且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资本参股对环保补助（政府补贴）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国有资本参股具有资源获取效应和治理改善效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也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在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形成实质性创新偏向。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在绿色发展意愿较弱、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小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应在持续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重视并解决好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民营企业的绿色发展意愿，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提升。     

企业家创业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省级工业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创业是促进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创业、创新活动的市场化效果出发，着重考察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层面下企业家创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差异。基于2006-2013年省级工业企业的动态面板数据反应模型的结果发现，企业家创业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滞后期的企业家创业的正向影响和企业创新累积效应均很显著；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家创业对以新产品表示的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偏低；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企业间产品创新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竞争效应，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彼此间存在强大的创新溢出效应，而我国企业创新主要依赖于外资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我国企业间普遍存在盯住外资企业的行为可能是导致内资企业、国有企业彼此间的创新溢出效应较低的主要原因。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201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高阶梯队理论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海归高管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和研发投入水平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探究调节机制后发现，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方面，政府质量、市场竞争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内部控制水平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直辖市地区、高外部监督水平组中，海归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区分绿色创新类型后发现，海归高管对创新要求较高的公司绿色发明专利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研究

ESG表现的改善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形象，而且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多重积极影响，包括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代理成本减少笑效应、内部控制优化效应等，而这些积极效应又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的分析发现：ESG表现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其中存在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优化内部控制等影响路径；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比非重污染企业更强，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比初创期和衰退期企业更为显著；市场化程度对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较高、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较强。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ESG体系，推动企业积极实施ESG战略以及ESG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企业的ESG表现提出差异化要求，在强化外部监督的同时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ESG投资。     

股权管制与投资自由化——基于外资控股的效应评价分析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都存在着对外资控股的管制，区别只是在于程度和进度不同而已。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来看，股权开放都需经过从禁止控股一放松管制一投资自由化三个阶段。投资自由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外商投资自由化。中国对外资股权管制的改革一方面要注重外资企业的绩效，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实现吸引外资和保护核心产业的双重目标。     

数字化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本文运用我国201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引入数字化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利用面板阈值模型探讨其在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当地区数字化水平较低时,研发投入由于无法明确创新类型,增加研发投入并不一定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但当地区数字化水平比较高时,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因此,要完善政策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创新驱动力;同时还要促进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素养、数字经济以及数字应用五方面协同发展,推动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国企混改、政府补助与创新

基于中国深沪A股市场2003~2017年国企混改非平衡面板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政府补助与国企创新,以及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能够促进国企创新,国企混改显著增强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政府质量越高则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越好,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提升作用越强。通过对《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中"突出主业"的政策趋向的效果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企业主业研发投入,国企混改不仅能够促进政府补助的主业研发投入,同时还可以抑制非主业研发投入。     

实现新突破,关键在创新

广西要实现科技与经济的新突破 ,关键在创新。创新的核心内容 :技术和产品创新 ;创新的保障 :努力增加科技资金的投入 ;建立健全创新体系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培养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近年来，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产生的争议不断，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能否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成为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问题。基于此，从企业创新的角度出发，选取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有利于企业创新，并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都有提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可以通过“内部金融市场”机制、“监督效应”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而“掏空效应”机制则会抑制企业创新，三种作用机制中“监督效应”的作用最为显著。     

所有权性质、女性高管参与及企业R&D投入——来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2008-2014年上市企业的数据，探讨了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以及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R&D投入二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民营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将显著调节女性高管参与对R&D投入的抑制效应。     

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

目的/意义根据行为金融学假说,股权结构影响着联合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大量实证结果同样表明,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机制十分复杂,甚至存在一些非线性关系,因而基于股权结构研究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基于2013—2017年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对联合风险投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联合风险投资正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股权结构在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即大股东持股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股权制衡发挥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应当尽量采用联合风险投资,同时将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