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治理困境与出路

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治理是按照一定标准将农产品属地划分为科学、合理的若干单元网格,建立基于权、责、能、利相容的多元主体机制,形成纵向一体、横向联动、网格到底、全面覆盖的新格局,以推动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切实有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主要针对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质量安全网格化治理存在的困境,从界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治理内涵、理清网格化治理权责、创新网格化治理服务体系、规范网格化治理服务机制与服务方式、建立合理的网格化治理诚信体系及网格化治理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出对策。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路径探析

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已经成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还面临着基层党组织引领有待强化、基层民主自治局部存在失序、基层法治有内卷化风险、道德规范约束力弱化和矛盾纠纷研判处理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的挑战。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提出要以政治为统领、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智治为支撑，建构“五治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新体系。     

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探析

随着国家权力从农村社区的不断收缩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的治理呈现结构多元化和主体精英化趋势。充分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其治理机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乡村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笔者将从“国家——精英——村民”的视角,通过阐述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等几个方面来探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网格化管理与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创新——基于湖北省宜昌市网格化社会管理实践的考察

政府控制型社会保障体系面临政府管理机构重叠、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保障领域的道德风险丛生等问题。网格化管理的实质是大数据时代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政府各部门资源与社会自治资源的整合。湖北省宜昌市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从社区就业、低保审核、养老保险资格认证等方面推动了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创新。但从社会治理视角看,这种改革依然没有走出社会保障主体一元化的困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应从依托大数据平台构建"大社保"体制;网格化管理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搭载大数据平台整合多元养老服务资源等方面深化改革。     

从乡村治理看农村住房规划

研究目的:提出将农村住房规划纳入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中,通过科学合理的住房规划改善乡村面貌,推进我国新农村建设。研究方法:实地调查研究法。研究结果:乡村治理要重视农村住房规划,通过住房规划促进城乡社会的整合,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引导农民形成科学合理的住房消费观念,提高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促进乡村事务的规范化管理。     

精准扶贫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重塑

精准扶贫在推动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同时,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和作用。以往研究未将"精准扶贫"这一学术资源进行有效扩展,而本研究则注意到了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有利影响。精准扶贫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意外性的有利作用,改变了基层政府自税费改革以来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缺失,使得基层政权重返乡村、技术化治理方式下乡、村落治理环境也实现了再造。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互相促进,促使乡村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之路。因此,精准扶贫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治理的重塑。     

试论“村治”新廉政监督机制：户代表会议制度

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存在着乡村公共信息不透明等诸多问题，导致村民作为自治主体无法实现对村委会等乡村自治组织的有效监督，乡村腐败问题日趋严重；而户代表会议制度，则通过建构一种协商民主的机制，将村民主体导入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之中，其廉政监督机制对乡村腐败治理有着积极作用。     

城市社区自治：实践困境、有效条件与突破路径

社区自治已然成为社区治理的基本方向和关键趋势,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行政力量的干预、自治的多重成本、社会资本的缺失、集体行动的难题和公民参与意识的缺失等困境造成社区自治难以真正实现。所以,应当从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参与主体、健全法律制度、培养自治文化、加强自治队伍建设等路径推进城市社区向自治方向发展。     

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问题与改革深化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治理。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述原则,剖析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首先解释为什么要在国家治理视角下通过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即乡村振兴中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基础之上回归当下,进一步探讨当前乡村振兴中存在的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有限、治理体系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治理效能与治理目标相脱节三大问题。据此,指出"‘统'不足,‘分'有余"是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因此,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治理需要完成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两大任务,国家发挥好"统"的作用、基层组织扮演好"枢"的角色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的关键。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引进新乡贤以助力乡村治理与振兴,是时代迫切的需求。但是伴随经济高速发展,乡村治理并未实现现代转型,面临着经济失据、人才流失、治理老龄化等新的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在经济、文化、资源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如能完善和构建新乡贤参与下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将极大推进乡村发展与振兴。因此,本文就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几个完善路径,目的是为实现乡村振兴提出几点建议。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促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和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重要举措，各地的改革实践中村两委和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在治理过程和交易流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且两者通常融为一体，形成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的横纵交错的“十”字基层治理结构。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调研分析发现，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形成全域治理体系：以自治为基础，治理手段科学性与艺术性并重；以法治为根本，入市交易从隐形流转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德治为引领，地方精英通过“优生带差生”“党员带群众”等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村民自治进一步夯实和发挥村两委与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作用；以土地管理法和自然资源、农村农业等相关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为准绳，通过法治进一步规范各主体行为和各环节流程；以培育和引导新乡贤为抓手，通过德治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家庭条件较好、威望较高的乡村精英的示范作用。     

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是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内生性乡绅治理、近代社会的经纪人管理、新中国成立后的队社体制与乡政村治等阶段,现阶段其管理面临着制度脱嵌、模糊治理、财力匮乏、压力型管理等问题。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强调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应走向多元合作、互动共治,并从社区文化、协调机制、筹资模式、管理手段方面,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基本路径。     

论我国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建立与完善

新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而治理模式的选择是影响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存在较大差异性，治理模式不能千篇一律，应该顺应新农村社区治理格局、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因地、因时、因“人”制宜，选择适应国家行政主导推进型治理模式，或者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型治理模式，或者社区组织与成员自治型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新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机制、组织机制、法律机制。     

农村精准扶贫:理论基础与实践情势探析——兼论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的建构

精准扶贫,是在农村扶贫开发中实施精确识别、联动帮扶、分类管理、动态考核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减贫、治贫方式。目前,精准扶贫面临五大实施困境:"层级式"纵向识别与"水平式"横向识别的矛盾、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矛盾、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矛盾、脱贫退出与返贫再生的矛盾、"输血式"短期扶贫与"造血式"常态效应的矛盾。为此,必须通过机制创新,建构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以生发精准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常态效应。     

乡村旅游与精英再生产--以徽村调查为中心

以布迪厄的资本再生产为理论视角,在徽村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旅游场域中体制精英的资本转换过程.研究表明,老葛书记作为体制精英,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迅速将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成为当地最有权势的乡村精英,实现了精英的再生产.     

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宪政内涵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的民主、法治、权利和平等的思想与观念逐渐增强,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和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是最能实现人类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政治制度。应遵循宪政化的基层治理制度,坚守宪政化的基层治理立场,形构宪政化的基层治理思维,构建宪政化的基层治理模式,导入宪政化的基层治理文化,遵守宪政化的基层治理原则,搭建宪政化的基层治理秩序,塑造宪政化的基层治理农民,培育宪政化的基层治理组织。     

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及其原因

当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结构治理存在缺陷,表现为"三会"制度形同虚设、对农村信用社约束更多地来自于行政控制、农村信用社股权设置不规范等方面.造成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缺陷的原因是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不明晰、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对此,农村信用社应规范股权结构、完善"三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     

农村社会管理与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建设

当前,农村社会处于转型期,农村社区建设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重要途径。打破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构建城乡社区一体化管理体制已是时代的要求,以农村社区重建为平台,政府必须改革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优化农村社会管理,才能实现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下,建设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有其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与对策——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

闽侯县位于省会城市福州的边缘,随着福州大都市发展战略的实施,城市不断向周边区域扩张。近几年,该县经济发展飞速,总体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迁。但是,随之而来的乡村社会秩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乡村治理的失序、信访上访不断、群体性事件发生率上升。当前闽侯县乡村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乡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弱化。由此,转变乡村基层政府的职能,加强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满足当前群众的公共需求,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维护当前乡村秩序稳定的着力点。闽侯县经济社会面貌的变迁是城镇化进程中城关县域发展的典型,以此为例,对于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状况的研究具有样本意义。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成都市30个乡镇45个村的调查

在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原有的"乡政村治"模式已难以适应改革的需要,这就需要大力的推进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对成都市30个乡镇45个行政村的基层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成都市乡村治理的一般模式为"县政乡派村治",其运行中的问题是精简不彻底、效率低、不透明,原因是时滞性、过渡性、农民权益表达的缺失。成都市乡村治理模式应是"乡镇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