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多元化投资模式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驱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明确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演化稳定策略以及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创业环境、自身条件、收益水平等方面因素的组合影响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选择，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否进行的关键取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有效激发，优化创业环境，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创业投资融资机制是调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投资模式并提出保障多元化投资模式运行的具体措施。     

西部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基于SWOT分析法角度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指农民工对劳务输入地和输出地创业成本和收益对比后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通过运用SWOT分析法对西部地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机会、威胁进行逐一分析,给出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四种可供选择的战略组合,即优势—机会（SO）战略、劣势—机会（WO）战略、优势—威胁（ST）战略、劣势—威胁（WT）战略。返乡农民工整体的创业思路应该是＂扬长避短,抓住机遇,规避风险＂,西部各级地方政府应制定政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     

湖南省返乡创业农民工收益率影响因素分析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成为了研究热点。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对湖南省城市化进程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影响,然而保证和提高创业收益率才能更好地吸引大量农民工以及近年出现的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为此,课题组在2009年专门对湖南省返乡创业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来获取相关的第一手数据,并利用一般多元回归以及分位回归的计量方法,就返乡创业农民工收益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年龄以及外出经验等因素对农民工创业收益率具有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并据此针对提高返乡创业者的收益率提出相应的建议。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研究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指农民工利用在外打工时学到的技术、经验和积累的资金,返乡创业,发展现代农业或养殖业、开办各种类型的工商企业.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企业与其打工经验有关、区域集中于其家乡周边,多数为小微型企业.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吸收就业和促进小城镇建设,但是其本身面临融资困难、税费较重和创业成功率低.为了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率,需要从金融、财税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     

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规律、制约瓶颈与对策思考——基于湖北省15县67名返乡创业者的纪实调查

返乡创业是农民工对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投资成本与效益比较后的理性选择。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以中小企业或个体的多行业经营分布为主。农民工返乡“创业潮”形成的两个阶段在兴办企业的资金来源、产业结构和销售渠道等方面差异较大。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条件以及外在环境制约着民工的创业发展,因此应从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创业环境的优化两方面着手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广西民族贫困山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广西民族贫困山区2264位返乡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工年龄、对返乡创业政策了解程度、参加创业培训意愿、技能掌握状况、对待创业风险的态度和创业动机强度等是影响广西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从政策层面提出了加强信贷支撑、完善创业补贴政策、加强培训力度,提升服务意识,扩大创业优惠政策影响力,培育、扶持、壮大广西农民工创业队伍。     

强弱关系、创业学习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

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有利于其收入增长，而且有利于其自我价值的实现，鼓励农民工创业已成为促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创业学习理论，将创业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两个维度，探讨返乡农民工的强弱关系和创业学习影响其创业绩效的机理。以湖南省258位返乡农民工创业企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强关系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弱关系则正向影响成长绩效；强关系和弱关系都与创业学习显著正相关；创业学习不仅直接促进创业绩效，而且在强弱关系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应重视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促进其强弱关系的双重嵌入，并积极培养和提高其创业学习能力，进而有效提升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北省崇阳县539份问卷调查研究

本文依据对户籍在湖北省崇阳县的539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程度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的差异更大;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受专业技能影响较大,老一代农民工受创业信息了解度影响较大,资金充足度是影响两者的共同因素;社会因素是影响两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关键。因此,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农民工返乡刨业的现状与问题调查——基于全国24省157村885户的调查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重要现象,对于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重大。文章通过对全国26个省126个村885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与访谈,了解当前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本状况,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引导农民工返乡成功创业提出了对策建议。     

乡村创业环境、风险感知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调查研究

对乡村创业环境、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和创业风险感知的调查与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对创业政策了解不够,乡村还缺乏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创业榜样;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整体上偏低,且以物质需求为主要驱动力;返乡农民工能客观认识创业可能面临风险,在缺乏创业资金、创业能力和创业信息的支持下,可接受风险水平整体上较低。对此,应通过乡村创业政策的宣传以及乡村创业榜样的引领,营造良好的乡村创业环境;通过返乡创业援助一体化平台的建设,不断提升返乡农民工抵抗风险的能力;通过动态监管与追踪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精准支持,增强其创业意愿。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制度环境与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基于江苏省597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也有利于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基于江苏省14个村庄597位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就近转移已成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分担程度的提高、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家人的支持和自身的返乡意愿,均能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应积极开展农村女性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优化农村女性创业环境,创造农村女性就业机会,以持续推动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     

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内涵界定及维度识别

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源于农民返乡创业具有较高的脆弱性,而现有研究缺乏对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内涵的探索。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基于脆弱性、新创弱性和创业韧性等相关概念,对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界定,并从微观、中观及宏观等三个层面识别和分析了农民创业脆弱性的维度,为进一步深入分析农民返乡脆弱性的缓解机制与对策建议奠定基础。     

我国经济放缓形势下的就业问题、成因及对策

在欧美主要国家失业率持续攀高背景下,我国经济放缓对就业的滞后影响逐步显现,企业用工需求放缓、民工提前返乡、大企业裁员等就业问题日渐显露。外需不振、经济结构调整、大城市生活成本逐步提高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趋于下降是当前就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确保扩大就业与产业结构转移调整步伐基本同步,不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重点解决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是应对当前就业形势的主要举措。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与城市适应研究

与以往研究只强调农民工返乡创业不同,通过调查认为创业取决于创业的制度环境、个人素质和创业机会等,不管是在农村创业还是在城市创业,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在城市中创业成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结合学者将城市适应划分为社会适应、文化适应、心理适应和经济适应,探讨了创业与城市适应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可以提高经济资本,是城市适应的基础;可以增加社会资本,是城市适应的保证;可以提升文化资本及心理认同,是城市适应的归宿。因此,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以创业地域多元化和制度的开放性、实施资产社会政策和制定更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征与城市化的政策响应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就业-定居-生活”城市化过程中,其城市就业特征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状态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对以陕西省为重点的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趋于多样化,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潜力巨大;就业城市规模选择偏好于所在省份的大中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存在显著的需求;城市就业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数家庭年收入处于城市中低收入范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受到极大忽视。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标来看,需要从发展战略与规划方面做出的城市政策响应包括：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城市居住为核心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地城市化进程;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和城市化需求的关注。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探析

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直接影响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关系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面对农民就业的新特征,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重新界定.经济危机导致农民进城务工机会减少,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农村和农业内部就业潜力,让农民不脱离本乡本土就能实现就业;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拓展农民就业新空间;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大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力度,增加就业岗位;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力度;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进行制度创新,还农民以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