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贸易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选取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关联的门槛模型分析方法,在贸易开放的视角下,对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在集聚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有门槛效应的存在,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愈发显著。同时,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时,产业集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上,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反而有负面影响,这可能与集聚水平过高所导致的负外部性有关。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偏向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我国1998—2019年高技术产业分行业及不同所有制的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实证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演进特征，并从偏向性技术进步角度分析不同所有制分行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差异性。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促进作用；部分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匹配状态不理想，过多的劳动力要素投入不利于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技术进步要素偏向性有一定差异，外资及港澳台企业资本推动明显。因此，应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技术与要素禀赋的匹配水平、加强资本投入、完善技术转化体制等方面切实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     

政府干预、资本市场扭曲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政府干预下的资本市场扭曲严重阻碍了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在详细分析资本市场扭曲影响高技术产业生产率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1-201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测度我国资本市场扭曲程度,实证分析资本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扭曲通过抑制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和导致资源错配两种途径造成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而资本市场扭曲有助于具有研发能力的高技术企业提高生产率水平;资本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抑制效应主要表现在中、西部地区.据此,本文提出了高技术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的高、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空间集聚对本地与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空间集聚对本地和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2）中原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3）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提升中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此,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形成、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推动集聚实现绿色技术效率增长等方面,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供给侧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利用2005—2014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可以从供给侧视角以生产性服务业自身集聚及其与三大产业的协同集聚作为其对国民经济的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用空间动态面板杜宾模型探察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就供给规模而言,全国层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为倒U型关系,尚未达到最佳集聚程度;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力军;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中部地区,对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阻碍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就供给结构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大,与第一产业的协同集聚的影响最小,而与第二产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尚未发挥出足够影响。     

中国乳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模型分析

借助中国乳品行业1999—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Tobit模型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各地区乳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乳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99—2009年的10年间实现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9.6%。其中,技术进步7.9%,技术效率1.7%。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和企业盈利能力对中国乳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我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2002～2007年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2～2007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8个行业面板数据,从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考察了进口和出口对制造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002～200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而非技术效率的增长。从制造业总体回归来看,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出口则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进出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都为正,其中进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出口的影响显著。行业分组回归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不同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回归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层面探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不论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样本检验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沿海省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多样化集聚则通过加快要素流动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重庆市制造业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2001—2010

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将技术无效率和环境代价纳入了分析框架,而且还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该模型将绿色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本深化3大部分.对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的经验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增长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但50％以上行业的技术效率都得到了改善或维持不变;资本深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主导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其中的贡献相对较小;技术进步是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充分发挥重庆市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潜力,后续发展中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环境约束下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路.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利于提升我国能源效率吗？——基于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SFA的方法计算了我国35个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将35个行业分为7类分别衡量了全要素生产率各组成部分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998～2008年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7％,主要原因在于规模效率表现为负增长,而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表现为正增长;从总体上来说,技术进步在能源效率提高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对于规模经济要求较高的行业规模效率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大,对于以技术竞争为主的行业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大;技术效率改进对于各行业能源效率提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有企业比重越高、企业规模越大、对外开放水平越高,行业的能源效率也就越高。     

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通过对区位熵的加权处理，给出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借助2006—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带动效应，而这种效应表现出阶段递减特性。从分解效应看，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带动效应表现出单门槛非线性特征，而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分区域看，相较于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分行业看，科学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呈现倒U型特点，而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临界减小特征。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产业异质性?

本文在按照能源排放强度将33个工业部门分为高、中、低度能耗产业的基础上,测算1999～2007年三大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和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三类行业环境规制与产业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环境规制强度阻碍了中度能耗产业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高度能耗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低度能耗产业环境规制强度适应行业的发展需要,促进技术的进步。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应根据不同能耗行业特点区别对待。     

考虑碳排放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广东案例

本文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估算并比较了广东省36个工业行业考虑CO2排放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传统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将CO2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估算的TFP低于传统生产率估算结果,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源泉;(2)考虑CO2排放对高能耗、密集排放行业的TFP冲击很大,其生产率较低且对实际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也很低;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TFP影响不大,其生产率较高,对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亦高,且促进了广东整体工业TFP的提高;(3)行业开放度、外资的利用和行业平均工资与传统TFP存在正相关关系,行业结构与传统TFP负相关;(4)行业开放度、外资的利用和行业平均工资与考虑CO2排放的TFP为正相关关系,而能源消费结构与考虑CO2排放的TFP负相关。因此,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口贸易渠道的R＆D溢出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整体来看,国际R＆D资本显著地促进了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但是其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促进了东部地区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对中西部地区省份却起了阻碍作用。实证研究还发现,国内其他省份R＆D资本对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皆为负值。因此,加强各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协调各省产业结构,调整中西部地区的贸易结构,加强与欧美等研发投入比重高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成为当前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及阶段划分——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1978—2013年的测算和分解

基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当规模报酬不变时,资本产出弹性等于资本收入份额,劳动产出弹性等于劳动收入份额,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采用1978—2013年我国东、中、西部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79—2013年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呈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体上还是以中性技术进步模式为主;1997年前各地区技术进步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而1997年后表现为资本偏向型;1997年后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技术进步偏向直接影响到我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高劳动产出弹性、降低资本产出弹性有助于减缓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滑,进而促进各地区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长三角地区10个制造业行业2005-2012年的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测算,并从行业、地区两方面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分析期内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且波动较大,其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差异显著,变化方向均与技术进步一致;两省一市中,上海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且波动幅度最大,江苏和浙江增长相对乏力.     

出口贸易、人力资本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ＧＭＭ估计的经验分析

通过构建出口贸易、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模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ＧＭＭ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出口行业存在要素配置效应,其中制成品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大于初级产品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中国出口产业技术水平高于非出口行业,对非出口行业产生了技术外溢,人力资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因其与出口产业发展不相匹配,出口行业不能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Malmqusit生产率指数法研究了2001-2005年期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及其变迁情况,并对其子行业和地区分布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对那些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剖析.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9%,相对比较低,呈现出波动性特征.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共同引致的;开放程度比较高的行业,生产率也比较高,而高度垄断以及开放度低的行业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生产率就比较低.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东部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1.7%、0.4%.股权集中度、企业盈利能力和企业年龄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生产率的提升显著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控股股东的性质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企业年龄与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企业规模对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有显著影响.     

地区间要素配置效率与中国生产率增长

采用转换份额分析方法和随机前沿方法,分析了1978~2010年省际要素配置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并利用要素边际产出探讨了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要素配置效率对生产率的贡献较小,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影响;劳动配置效率的贡献要高于资本配置效率,其原因是劳动与资本配置机制存在差异;我国地区间的要素边际产出差异依然巨大,要素配置效率较低。因此,改善要素配置机制,消除要素流动障碍,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主要途径。     

人力资本、R&D与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7年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在测算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变化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R&D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动力来源;人力资本与R&D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对技术效率反而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