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总消费，还能通过拉动高档商品消费、抑制基本商品消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总效应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影响作用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数字金融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组；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弥合是扩大居民总消费的重要机制，实现该机制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对计算机、互联网、电子支付、网络购物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数字金融、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与债权人异质性

借助2011~2018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数字金融是否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负向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地,基于债权人异质性视角,发现数字金融对银行贷款融资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商业信用贷款融资具有抑制作用。从数字金融的传导机制来看,企业内部控制在数字金融影响的机制识别中扮演着部分中介角色。基于此,结合实证研究结论从落实数字金融政策、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提升企业自身内部建设等角度可为中小企业融资纾困解难提供相应的建议与参考。     

数字金融发展、资本跨区流动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资本跨区流动，从而可以通过加快资本积累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本地产业结构高级化。以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通过归集数字金融特征词和城市名共同在百度新闻中出现的次数来构建数字金融发展指数，以资本净流入率表征资本跨区流动，并将劳动生产率引入产业规模结构高级化指标，用以评价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规模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提升，且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增加资本净流入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提升，但资本净流入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产业规模结构高级化中未能发挥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但资本跨区流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在数字金融加速发展阶段，数字金融发展和资本跨区流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比数字金融初始发展阶段更为显著。因此，应加快中西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并强化数字金融发展促进要素资源流动的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

基于2016—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研究数字金融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通过总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总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方面对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通过局部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创新驱动以及民生共享方面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绿色环保方面存在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在结构协调方面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内驱机制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视角

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视角,探究了数字金融推动实体企业增长的内驱机制与作用机理.采用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未参股金融业的非金融企业数据,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和实体企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具有较强发展实力和良好外部环境的企业,数字金融通过驱动技术创新遏制了源于"借势取利"企业的金融化趋势,并助推...     

区域金融化、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四大经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我国四大经济区域2006—2015年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区域金融化水平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存在不同程度地方政府干预金融业行为时，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1）区域金融化水平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欠发达相较于发达地区边际贡献效应更大。（2）地方政府干预属地金融业运行导致金融功能抑制与市场化配置机制扭曲，削弱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且财政收支压力越大的地区负面影响越严重。因此，要建立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良性循环机制，其核心在于加快区域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将财政体制改革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实现与区域金融化演进的协调有序推进。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数字化转型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事实与经济后果

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及长远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借助爬虫数据处理归集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并基于中国上市民营企业2007—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并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异质性,对中、高技能员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低技能员工呈现显著负向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能够驱动企业稳定财务状况,进而助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金融发展较好情况下,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特别地,充分挖掘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更能发挥数字化转型效力,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推动提供了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与保障.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持续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然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现有文献却缺少微观证据.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能提高就业者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降低工作时长;但同时也会抑制其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标准就业者群体中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集中于自雇群体,并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增加小时工资率的途径实现;但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不足,抵消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标准就业者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向.     

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金融化受到金融资源供给的影响，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的提高可能会抑制企业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金融资产配置，而对追逐利润动机的企业金融化则具有促进作用。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周边一定范围内的银行机构数量来衡量样本企业的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分析发现：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提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水平提升，且该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长期金融资产的增持上（对短期金融资产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样本企业在样本期间的金融化主要是出于追逐利润动机；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提高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管理层过度自信，从而促进企业金融化；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企业中更为显著，金融监管的强化和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能够弱化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提高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合理布局金融资源，提高实体部门利润率，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并加强金融监管，改善企业内部治理，有效遏制企业过度金融化。     

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作用效果研究

根据烙印理论，高管的海外经历会成为其适应复杂经营环境的一种特殊“印记”，进而影响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文章选取 2011—2020 年间 2800 家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作用效果，并研究企业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金融的跨层次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长期金融投资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企业短期金融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在高管海外背景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即高管海外背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增加企业短期金融投资，减少长期金融投资；数字金融跨层次正向调节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效果。最后，文章提出企业应注意吸纳具有海外经历的优秀人才，优化高管团队人员结构；同时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以提升资金筹措的便利性，降低融资成本。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对于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为重要.基于全新构建的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数据库,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上述影响在企业及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能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关于上述影响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提升研发密度及产业集聚程度,是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两个有效渠道;此外,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企业及地区异质性.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数字金融素养何以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农村居民实现金融幸福，有助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层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衡量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而且对农村居民的总体富裕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金融素养通过提升创业水平和增加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工具普及对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助推作用。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消弭数字鸿沟进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厘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制,有助于缓解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和金融服务体系薄弱与日益增长的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现有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现代化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是鲜有将其与乡村产业振兴联系起来进行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本文从乡村产业生产、乡村产业延伸、乡村产业功能和乡村产业支撑四个维度构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主要有三点发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和乡村产业振兴速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边际效应呈现明显差异;三是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直接缓解经营主体约束和激活市场活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还可以通过农业科技创新、乡村产业融合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乡村产业振兴。     

数字金融与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市场化

选取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2013年5月至2018年12月的相关数据为样本,从市场利率变化敏感度、利率定价技术与定价模式三维度,研究数字金融倒逼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市场化的作用机制.研究显示:数字金融对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市场化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提升银行贷款利率定价技术水平,是促进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市场化的核心动力,互联网贷款倒逼银行提高对市场利率变化的敏感度,是定价市场化的第二推手,而互联网理财通过改进银行贷款利率的定价模式也发挥了助推作用;基于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等要素差异,数字金融对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市场化的作用表现出一定的区域与时间异质性.因此,银行应乘势拥抱数字金融,主动实施贷款利率定价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提升支持中小微企业等长尾群体的金融服务能力.     

环境规制、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因贸易方式、要素密集度、污染程度不同存在差异。第三,通过引入生存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有利于延长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     

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择2015—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和城市发展数据为研究对象,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投放的内在关系。实证发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银行信用贷款投放规模和占比。二是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的正向关系,因城市发展水平不同存在差异,目前对东部城市银行信用贷款促进作用更明显。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信用贷款的作用存在结构效应,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作用相对更重要。四是是否为农商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和信用贷款的正向关系间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提升银行信用贷款占比,需要政府、监管部门、银行和企业居民共同努力,群策群力营造良好信用环境、夯实信用贷款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农村地区信贷约束与农业规模经营互为矛盾的现实困境出发,文章进一步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而对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两个层面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层面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空间关联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之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较为有限;随着农村教育水平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边际递增特征。文章的政策建议是强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构建区域之间交流协作机制,以及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以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