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再认识——基于修订后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在界定居民储蓄率概念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如何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国民收入分配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对美国、日本等OECD国家长周期和近15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征和演变趋势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这些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从中得出一些结论和启示。     

收入分配与金融结构：基于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收入分配是否会影响到金融发展”的研究视角,根据国际通用的金融发展指标,并运用国民收入账户及资金流量表,选取中国１９９２年以后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及转型时期（２０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１）由于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善了日本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结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金融的市场化及金融业的发展。（２）中日两国居民收入结构的不同导致两国金融发展状况的不同。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政策建议：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将是完善中国金融结构的一个有效途径。     

中国政府经常转移的再分配效应研究

以中国国民收入再分配流量平衡表为基础,构造部门再分配流量变动的净收支乘数效应模型、部门间关联传递效应乘数模型、部门收入流量波动对再分配交易流量乘数影响模型。结合2012年资金流量表数据,实际计算了政府经常转移变动引致的各部门、各再分配交易流量波动效应。最终的研究结论不仅提供了一种政府经常转移影响效应研究的方法论思路,还能够作为政府经常转移及再分配政策调整的决策参考。     

初次分配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及其公平问题分析——基于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一、文献综述 对于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已有文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如朱国林等,李扬和殷剑锋,方福前等。这些研究主要从国民可支配收入的角度分析了总体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事实上,居民收入经再分配后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重与初次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因此,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于提升居民家庭收入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等收入及其人口比重测算方法研究

居民收入分配关系到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分配公平程度是广泛关注的话题。其中中等收入人口比重是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标,这一人口比重越大,则收入分配结构越合理,这就是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文章主要是在此基础上研究更合理的中等收入及其人口比重的测算方法。目前常用的测算方法是收入空间法和人口空间法,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针对这两种方法做了改进,并对分布函数、符合我国的国情等因素的影响也进行了分析。     

我国初次收入分配失衡分析及对策研究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反映了生产要素所有者在社会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结构。当前我国初次分配总收入中,住户部门所占比重近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文章从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以及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等方面,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失衡,及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和成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前夕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研究的热点。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于中国扩内需、促转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促进作用。本文选取“国民收入倍增”时期的日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作为中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前夕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比较研究对象,来诊断该时期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性。经比较发现,当前时期中国住户部门收入占比过低,而政府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过高。这不仅对中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合理性作出论证,也为“国民收入倍增”时期如何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了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化及其影响功能收入分配的机理研究

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金融化对功能收入分配的影响：理论上,根据中国国情,修正了非主流经济学金融化理论,实现了从微观主体行为到宏观收入分配的逻辑一致性,分析了中国金融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实证上,结合资金流量表,构建了中国金融化指标,有效地反映了金融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当前状况下金融化能够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影响及对策

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企业收入比重和政府收入比重逐步上升。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加剧投资与消费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提出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对策。     

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采用我国2000--2011年30个省区有关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经营收入反方向变动,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方向变动,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依赖性,且文化程度越低,依赖性越强,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排斥倾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高中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将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主体,而要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必须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收入不平等与个人所得税再分配

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评估模型,使用个人所得税面板数据,估计了个人所得税系统1997年到2006年的再分配功能。研究发现,我国个人所得税呈现出累退性,它在扩大可观测总收入不平等和净收入不平等的同时,对以消费基尼系数近似表达的真实不平等也存在一定的显著影响。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在逃税的情况下,税收再分配可能增加实际收入不平等;在较为民主的环境中,税收再分配有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     

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针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高位徘徊、消费结构二元并行格局的研究要突破收入数量视角,从收入性质视角予以深刻剖析。基于经典消费理论核心思想,引申出收入的暂时性、流动性、相对性、可预期性和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并采用1991—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收入量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大于城镇居民,才能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农村居民对正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倾向于抑制,而对负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则存在棘轮效应;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弥合效应。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数量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收入性质的改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论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尽管呈逐年缩小的趋势,但收入差距过大的格局并未改变。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面临资源流失、产业滞后和制度缺陷等障碍。必须不断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充分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加大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支付,以有效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行业收入流动性研究

文章运用1986-2011年行业宏观数据,采用收入转换矩阵和收入流动性指数对我国行业收入流动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业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并且行业收入流动性质量不高;影响行业收入流动性的因素主要有行业垄断程度、行业人力资本和行业层次水平等。     

合理确定中等收入标准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对如何掌握中等收入标准,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根据近年对城乡居民收入的调查结果和对本世纪前20年我国经济发展及人口增长的预测,提出和论证了这一标准应掌握在个人年收入1万元至4万元的观点。     

收入税与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效应

国民收入再分配有助于缩小居民在初次分配后形成的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合理。利用相关数据分析2000年以来个人收入税、社会保障支出与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税虽然对于不同收入等级具有明显的累进性,但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较弱,社会保障对再分配的力度远大于收入税,但其调节效果也十分有限。通过分析这些问题形成的系列原因,可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加强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的改革探索

通过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的分析和定位可看出,我国目前贫富差距惊人,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从基尼系数分析显示,我国已经步入了国际警戒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国个人所得税不能充分执行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通过对税收制度方面和税收征收管理方面缺失的研究．显示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功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影响其功能发挥的原因有个人所得税没有体现税负公平的基本原则、个人收入所占的比重较低、调控客体不完全到位等。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了强化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八分配功能的改革思路,主要是对个人所得税制课税模式、功能定位、税收扣除方式等方面的调整。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构成及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贡献额度不断增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额度逐渐减少。本文以1990年到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对三者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显示,教育水平、劳动力转移、土地对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不同构成成分,具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并得到三个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