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刑诉法为视角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基本的证据规则,由美国率先建立并得到逐步的发展和完善。随后,该规则在西方国家传播和应用,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2010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得到逐步建立和发展。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更是将其作为一项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制度来制订和执行。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证明制度

我国关于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不少,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对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作出了规定,但是鲜有关于衔接理论与现实之间桥梁的研究。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计一个具体的操作程序,践行正当的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证明程序,填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空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切实地发挥作用。     

刑事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

2012年新修正《刑事诉讼法》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结合,更加注重保障人权,对非法证据排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加上法、检两家的司法解释,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步形成。排除非法证据可以防止以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方法获取证据以切实保障人权。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出发,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效力,进而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看法。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路向——由新《刑事诉讼法》引发的思考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明确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其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条本身及长久以来的司法传统和现实的司法环境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发挥出其应有的功效还任重道远。因此,进一步完善法律的相关规定,改变一些落后的司法传统,营造依法取证、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环境是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功效得到最好发挥的关键所在。     

非法证据概念与排除规则的路径选择研究

从"两个证据"规定以来,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做出明确、直接的规定,也没有对非法物证、书证的排除条件作细化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制造了较大的争议与难题。《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修改和实施后,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及相关的配套制度有了其独特且重要的地位,因此明确"非法证据"的概念与范围,细化非法物证、书证的排除规则显得十分迫切。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与完善——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同凡响。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初步确立,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好转,但在整体上并未有效地遏制住刑事非法取证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保障人权,实现程序公正,从而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通过对不同国家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及其特殊性作了初步探讨。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对制止非法取证、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应有限制地适用;认为应以重大违法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实质性标准,并引入利益衡量来确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在此基础上就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     

我国民事案件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解读

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一词与举证责任相当,具有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证明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3项分配原则。对相关规则只有正确理解才能正确适用,公平、公正地处理民事案件。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随着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深入发展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已得到法学界的普遍重视。本文就非法证据的含义、范围、证明力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作了阐述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随着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深入发展，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已得到法学界的普遍重视。本文就非法证据的含义、范围、证明力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作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基于J2EE和工作流技术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该文简述了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电子政务建设的发展历程,并详细阐述了基于J2EE和工作流技术的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广东省劳动保障厅通过在全厅推广使用这套办公自动化系统,不仅到达预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该系统的应用,为广东省劳动保障厅电子政务的全面实施奠定了有效的平台基础。     

略谈与司法会计鉴定有关证据规则的立法完善

是否符合诉讼证据规则是司法会计鉴定质量评估的重要标准，司法会计鉴定必须接受诉讼证据规则的约束。目前司法会计鉴定适用的证据规则内容过于粗疏，导致司法会计鉴定实务中随意扩大待证事实范围、把言词笔录作为司法会计鉴定依据、自行免除鉴定检材的论证责任、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等问题普遍存在，易与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发生冲突。应立法完善与司法会计鉴定有关的诉讼证据规则，确立鉴定事项不当的鉴定意见排除规则、鉴定检材合法有效规则、鉴定意见论证规则以及未经法庭质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法院裁判依据的规则。     

探索高职英语教学评价新模式——引入美国TOEIC（Bridge）（托业桥）测试问题探讨

TOEIC Bridge（托业桥）是美国教育服务考试中心专门为初、中级英语学习者设计的可以用来测试和提高职业英语交流能力的测试。托业桥考试2007年已经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引进并正式列入我国国家职业技能考试项目。引入托业桥考试对于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改革具有导向与推动作用,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用英语处理与未来职业相关业务的能力,提高学生职场竞争力。     

刑事冤案产生根源探析

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通常涉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因此,刑事案件一旦错判,后果通常非常严重,这也是刑事冤案一直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刑事冤案产生的根源是很复杂的,既有立法的原因,也有执法和司法的原因。立法方面的原因主要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完善、发回重审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等,司法方面主要有刑讯逼供、忽视无罪证据、降低起诉和定罪标准等一系列原因。     

浅析民事诉讼证据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甚少。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有关解释 ,我国的民事证据立法仍有明显的滞后性。本文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民事诉讼证据立法 ,以期对未来的证据立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疫情下的“分配正义”思考——基于G.A.柯亨的分配正义思想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强力冲击了社会既有的分配格局,对中小微企业和底层群体正常参与社会收入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回顾既往,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快速控制疫情发出了“何以可能”的疑问,而中国抗击疫情阶段性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对社会正义的坚持,这种正义恰好契合G.A.柯亨所提出的分配正义思想。当疫情趋缓,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中国“何以可能”的回答层面,更要总结中国的经验与不足,秉持分配正义原则修复被疫情冲击所导致的社会失衡。展望未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塑,G.A.柯亨的分配正义思想值得我们作为解决未来问题的“金钥匙”深入探究。     

“良心证明”探析

佘祥林案中的“良心证明”折射出了我国刑事证据运用中的尴尬。“良心证明”不管从实质上还是从形式上分析,都不属于刑事诉讼证据而是证据线索。证据线索是获取证据的前奏,为调查取证提示方向,提供证据线索的行为在性质上是一种为国家分忧的行为,应予以肯定并奖励。通过对“良心证明”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应当重新考量刑事证据定义,即证据是蕴含案件相关信息的物质载体;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专门机关附加相关义务,以保障无罪证据或无罪证据线索得到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