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运用＂转换份额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将1985～2008这二十四年间地区与经济总体劳动力要素生产率之差分解为产业结构布局效应、产业生产率效应和配置效应,以分析各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差异的原因;此外,本文还详细分析了各产业各自的技术水平和结构布局对地区经济差异形成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生产率差异不仅是地区经济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且还是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相比于其它产业,第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布局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形成和各地区经济的增长有更重要的影响。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R＆D溢出对其影响分析

运用索洛残差法估算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从新增长理论的一个分支——内生创新论出发，分析贸易影响一国创新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理论机制，运用内生创新论的Coe＆Helpman的贸易的技术溢出模型对国内和国外溢出的R＆D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假说”检验

“结构红利假说”认为,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部门向高生产率或高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动时,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针对这一假说,以上海为样本应用偏离—份额法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法,检验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间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现象,结果表明上海３４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各产业的内部增长效应,结构变迁效应并不显著,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仅是阶段性现象,突出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低时期,产业结构变迁较为明显,其他时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各产业的内部增长效应。     

企业生产率追赶中的税收调节效应研究——来自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前沿企业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生产率,也使行业前沿生产率提高;同时,前沿企业创新扩散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学习模仿产生的生产率追赶效应使非前沿企业比前沿企业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因而,在企业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后发企业后发优势的发挥也会使企业生产率趋同。然而,企业的创新行为、生产率追赶行为以及生产率溢出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税负的增加会减少企业现金流,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生产率追赶行为。因此,经济现实中企业生产率收敛的存在性、显著性及其具体表现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经验分析予以检验。以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前沿企业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均显著存在,企业生产率收敛现象明显;企业税负的提高不但会抑制企业生产率增长,而且会弱化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不利于企业生产率趋同;与所得税相比,增值税提高对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相对非研发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而言,税负提高对研发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因此,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和生产率收敛;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使税收优惠成为企业生产率追赶的催化剂,而不是低生产率企业的维持剂。     

中国地区生产率的条件收敛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本文对各地区的大中型工业企业进行了经验性分析,发现中国地区生产率是一种条件收敛模式.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表明,考虑到地区异质性之后,落后地区的生产率会表现出更快的增长速度,R&D投入会进一步提高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的速度.但是,落后地区R&D投入较低,国有资本比重相对较高,R&D的创新效应要低于发达地区,结果是地区之间的生产率没有出现绝对收敛的趋势.     

财政政策与综合要素生产率

综合要素生产率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直接增加或促进企业增加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研究与开发领域的投资。我国１９９８年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基础设施的投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早日将加强人力资本及研究与开发领域的投资提上日程。     

全要素生产率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率先走出科学发展之路,江苏需要加强自主创新,深入推进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管理,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1952—2006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形成如下结论:54年间江苏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情况呈现出四个阶段及其特征。1952—1962年,资本存量、劳动力与全要素生产率这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于较大起伏期;1963—1976年,三要素贡献率处于相对稳定期;1977—1990年,三要素贡献率处于又一波动期;1991—2006年,三要素贡献率处于稳定期。现阶段江苏经济增长正处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占主导的状态。     

异质性厂商贸易理论研究综述

本文对厂商视角下的贸易和跨国投资问题进行了回顾和评论.研究的起点是经济生活中出口厂商和非出口厂商同时存在于一个行业内,这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代表性厂商假设相悖.直到近几年主流贸易理论才开始对此进行解释,且随着异质性厂商贸易模型的演化而变化.相关文献解释了为什么出口厂商生产率比较高,同时解释了资源在厂商间重新配置的过程,指出了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以及异质性厂商如何选择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实证文献也越来越多,案例包括了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后本文总结了这一领域若干值得关注的研究问题.     

贸易开放能否破解技术升级难题? ——基于企业生产效率视角的实证分析

贸易自由化逐渐成为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平稳发展,互利共赢的必然趋势。在贸易开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破解企业结构改革和优化升级难题是亟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针对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保障企业生产效能和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展开讨论。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明确了贸易开放对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的积极作用。并进一步运用多重中介模型解释和检验了贸易开放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渠道。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扩大企业研发投入、改善公司经营效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缓解财务融资约束,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且这一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另外,对处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的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泉州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分解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1992年--2007年,泉州市的TFP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影响泉州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性因素中,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水平以及经济集聚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２００５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３２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２０４３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安徽与上海、江苏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分析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计量经济学回归分析,对安徽、江苏、上海三省市全要素生产率加以计算,探讨这三个省市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不同,从而找出安徽与发达地区在经济增长动力上的差距,并且针对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提出了安徽必须依靠技术、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发展。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1990-2010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32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地区行政垄断与我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

本文选取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我们发现:我国的外资企业的出口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即外资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这与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恰好相反。而内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则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理论预测。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从地方行政垄断和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角度,对这一悖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性行政垄断对我国外资企业的诸多限制及政策引导,扭曲了企业的出口行为,是形成"生产率悖论"的重要原因。     

知识溢出、制度和生产率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知识溢出、制度和生产率增长的模型,分析了制度对知识溢出促进生产率增长的调节效应,得出开放经济条件下,平衡增长路径上各经济变量的增长率,并得出以下结论:1.两地间知识溢出效应与距离成反比,空间距离增加将降低稳态增长率;2.地区间经济水平差距越大,越能促进知识溢出,进而提高稳态增长率;3.制度INST作为知识吸收能力的基础性维度,对稳态增长率具有正向作用,特别是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以此为基础,结合当前中国的社会实际,对技术溢出与生产率增长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市场竞争程度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分布变化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拆分、外资企业及民营企业的进入,都使得中国工业行业的竞争程度日益加深。基于工业企业层面数据,我们发现,即便是在四位数产业里,不同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而企业异质性是决定企业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经历了明显的稳定的增长,这意味着,来源于产业和跨产业的共同冲击,比如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与增强,很可能在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我们将总量生产率分解为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和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证实了市场竞争加强促进了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文章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用索洛余值的方法计算出甘肃省1990-200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回归分析以及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比较分析,得出甘肃省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投入推动的,而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为提高甘肃省整体竞争力和社会快速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两业融合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两业融合程度及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相比于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有效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并以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而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两业融合的推动力度更强。本文最后从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激发两业融合动能以及推进制造业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解析

文章给出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定义,对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回顾,介绍了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的分类情况,并揭示了各种分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详细介绍了各种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及其分解原理,概括了应用这些方法应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