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理论评述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入世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理论进行评述：一是非正规就业的理论探讨；二是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争鸣；三是“民工荒”与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探讨。     

重新认识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

农民收入是中国农业政策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政府一直采取积极的措施,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于户籍制度及其改革滞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受到抑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并没有迎来城乡收入趋同的格局.近年来,"民工荒"的反复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阶段.通过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来源,以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含义,并指出刘易斯转折点为中国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有利机会.如果加快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市场改革,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高效农业的发展,那么,就能够建立起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与广西农业发展方式创新

近十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来越大,我国已处于“刘易斯转折点区间”阶段。在农业技术效率没有显著提升的背景下,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总产出下降,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降低,粮食供给减少,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对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广西农业生产的实例说明,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同时要稳定农业总产出和农产品价格,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创新农业技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现代农业。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争论与剖析

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转折点出现是发展中国家摆脱结构性矛盾,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向成熟经济体迈进的重要标志。近来,学术界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争论颇多,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类观点。研究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具有特殊性,必须准确剖析刘易斯转折点的本质,厘清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和第二转折点的转换条件;必须根植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背景,对模型的假设条件和设定形式给予适当修正,还原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建立合理的、准确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     

“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探析与实证检验——基于制度工资假设的修订

“刘易斯转折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对制度工资的假设进行修订,进而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这一经济增长概念和生存工资这一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概念两个方面提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只有这两个标准同步实现,才是真正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中国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解决其面临的严峻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唯一的出路。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与出口程度具有正相关性,但到达“刘易斯转折点”（2004年左右）后,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方面的表现逐渐受到削弱。采用2000—2008年我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分阶段、分类型测算其出口份额和资本密度的变化,结果表明,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份额显著下降,其中劳动力成本占比越高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大;同时,制造业企业也逐渐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根据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东部地区应逐步发展高端产业,中西部地区应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赛跑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在显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到迎来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日本经过了３０余年,韩国将经过４０多年,而中国充其量只有９年。中国这一特殊性可以较好地解释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的严峻性,以及工资增长的巨大幅度。研究指出,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之保持同步和适应,同时提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试论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刘易斯转折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以人口转变为主线，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已跨越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文章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加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其根本途径在于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改革。     

区域发展差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在分析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和劳动力成本冲击的基础上,采用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测算并分析在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制造业以及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转变,并分别分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制造业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正经历在从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的转变,优先发展的沿海地区会更早地经历劳动供给的短缺而面临“用工荒”,吸引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中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然式微;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维系更长的时间,引导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要素成本效应则逐渐增强;目前,上述作用和趋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显著。     

“刘易斯拐点”引发革命性变革

刘易斯创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上的,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市场还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并由此而派生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消费率变化轨迹研究--基于东亚、拉美部分国家的启示

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900美元，标志着我国已居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本文基于日本、韩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发展历程，考察了“中等收入陷阱”区间下消费率的变化轨迹，认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消费率特征是：消费率走势呈U型特征，由波动性变化演变为平稳性运行，并大致在人均GDP4000美元形成“消费率拐点”。其中，收入因素对“消费率拐点”的培育与形成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同时文章对比分析了低中等收入阶段我国消费率变化轨迹，认为我国在人均GDP4283美元水平下形成“消费率拐点”，但当前消费需求的充分释放仍面临较强的挑战，迫切需要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强化“消费率拐点”的形成。     

刘易斯拐点、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达到或通过了刘易斯拐点,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使得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分化。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是我国产业结构特征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反映,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产业结构。     

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参与率问题

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针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参与率问题的现状、特点、产生原因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今后应努力采取各种措施,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同时统筹考虑失业、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以求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农村内部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影响分析

以Cobb-Douglas函数推导出一种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增加值形成及非农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并据此计算出了从1991-2002年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农村居民收入提高,以及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分析表明,农村内部劳动力的转移不但是加快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而且也是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博彩收入变动对澳门迁入劳动力的影响--基于推拉理论的本土化拓展分析与实证研究

基于劳动经济学推拉模型对实证分析博彩收入变动对澳门迁入劳动力影响的结果表明,澳门经济发展的拉力代理变量每提升1％,就会拉动迁入劳动力的2.44％;澳门经济发展的推力代理变量每提升1％,将会减少迁入外地劳动力35.67％。本研究在理论上进一步更新和充实了劳动经济学推拉模型的适用范围,实践上为澳门经济发展战略走向提供了时效性参考。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探析

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直接影响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关系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面对农民就业的新特征,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重新界定.经济危机导致农民进城务工机会减少,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农村和农业内部就业潜力,让农民不脱离本乡本土就能实现就业;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拓展农民就业新空间;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大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力度,增加就业岗位;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力度;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进行制度创新,还农民以国民待遇.     

基于Cobb-Dauglas生产函数对贵州经济增长的研究

Cobb-Dauglas生产函数是描述产出和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之间关系的一个经典公式,以其为媒介,对贵州省1979—2008年30年间的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等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促进贵州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其中资本投入的推动作用更大一些;科技投入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极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与问题主要是,劳动力转移的变化基本上与经济周期波动相吻合;有较强的地域性;技能水平偏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因主要有政策制度、科技进步、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改变居民生活方式,促进农村消费观念的改变,回乡投资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开放农村消费市场等积极影响。也有政策难以落实,土地抛荒,农村地区消费和经营收入较少等负面影响。应鼓励和帮助劳动力回乡发展,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利用转移劳动力智力优势提高农村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     

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陕西省1978—2007年的实证分析

从人口抚养比角度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新的视角。文章运用动态计量方法研究了陕西省人口抚养比、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并且有滞后效应；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长期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影响，陕西省经济增长具有自促进能力，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人口抚养比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