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门槛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分析

国内外学术界对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进行了多方位解释。本文则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角度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分析了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表现——农户和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并进行了实证检验,随后从所有制歧视、农业的弱质性、农户和涉农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担保物等方面探讨了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     

信贷配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研究

在剖析了信贷配给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信贷配给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面板门槛模型,选取31个省市1987年—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信贷配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从区域层面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降低信贷配给程度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而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实证结果来看,各地区的信贷配给程度的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降低各地区农业信贷配给程度的措施,从而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农村地区信贷约束与农业规模经营互为矛盾的现实困境出发,文章进一步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而对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两个层面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层面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空间关联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之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较为有限;随着农村教育水平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边际递增特征。文章的政策建议是强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构建区域之间交流协作机制,以及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以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程。     

中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FEVD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采用固定效应向量分解（FEVD）方法,并利用我国199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即倒U型关系。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但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据此,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应政策建议,包括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发展效率等。     

中国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STIRPAT模型构建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回归方程,利用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货币信贷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存在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并对空间异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货币信贷、对外开放、能源消耗结构、能源强度、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等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均存在关于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空间异质性,高碳排放地区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更为显著的倒U型曲线.因此,建议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加强环境规制力度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并且针对不同区域定制差别化的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旨在为金融需求者提供一个普惠性的产品服务,促使传统金融转向开放、包容、普惠的“人本主义”经营理念。根据金融深化理论的观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门槛效应、减贫效应、排除效应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201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31个省级区域的泰尔指数,并在此基础上使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会在计量经济模型中出现内生性问题,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到一致可靠的计量结果。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解与门槛效应研究

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为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采用2005—2015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而对外开放、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推进城镇化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采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曲线，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以及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     

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再检验

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和中国1996～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不同阶段下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门槛(8.97年),未跨越门槛时收入分配差距表现为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跨越门槛后则转变为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我国整体及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未跨越该门槛,但随着经济发展转变为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集约型增长方式,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逐渐显现,当前控制收入分配差距刻不容缓。     

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城乡二元视角,选取我国2010—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区位熵测算三大金融行业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集聚水平,进而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集聚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集聚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同金融行业的集聚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银行业的集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险业的集聚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东北地区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最后,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文章提出推进金融制度改革、充分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打造经济增长极、制定差异化金融政策等建议。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非常明显,不仅表现在规模和结构方面,效率方面的差异也很显著。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1992—2009年29个省区的数据,分析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结构差异和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城乡金融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需要竭力缩小城乡金融差异,还需要特别重视农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所有制结构变迁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基于面板协整的方法

所有制结构变迁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利用1995-2008年30个地区的数据进行面板协整检验表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协整关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分别与城乡收入差距也存在协整关系;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能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而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则扩大城乡收入的差距。     

财政分权、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2—2011年省级面板经济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不同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因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同而不同。此外,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并得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达到拐点。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基于金融深化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52年-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我们得出结论:(1)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金融深化进程遵循倒"U"曲线的演化路径;(2)我国金融深化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扩大的库兹涅茨效应。我们认为:随着金融的发展和现代部门在经济中比重的提高,政府在利用金融体系调控经济中的政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这一现象的发生;我们预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并将延续一段时期。     

数字经济、人口红利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推进共同富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面板门槛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递减效应。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减贫效应不明显，跨越门槛值后效应变得显著，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先缩小后扩大的非线性特征，而对居民收入水平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与配置型人口红利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发展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推进共同富裕。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与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

采用Probit模型对中国12个省（市）农户家庭信贷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高收入、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农户在正规金融渠道与非正规金融渠道相互独立和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其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解析了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特征下的农户分层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研究发现,家庭特征、经济特征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对高收入、中等收入与...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连片特困地区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的效应分析——基于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71个县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0~2012年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71县的数据,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武陵山区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大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而金融效率提升对农民增收具有负向影响,金融效率改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助于农民增收,且并不存在"门槛效应"。城镇化与金融规模扩大的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而金融效率提升与城镇化的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具有负效应。此外,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具有负向作用,而公共财政收支增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现代化建设等因素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为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及农民的金融抑制问题,必须大力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增强金融精准扶贫力度,提高各类扶贫资金和政策性担保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     

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利用199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和全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效应,即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除此之外,本文还研究了地方财政支持、就业结构以及地区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门槛效应——来自省际面板的证据

基于1999—201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从门槛面板分析角度,以收入门槛和研发投入门槛为切入点,检验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表明,在低收入阶段FDI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段FDI则具有减排效果。研发投入门槛表明,研发投入可以显著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减排效果降低。因此,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应对FDI迅猛增加的现状,加快研发投入,完善节能减排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