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效率、动态内生性与非效率投资——基于动态性视角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估计方法,同时考虑了三种内生性,以动态性的视角研究了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非效率投资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前期和当期公司治理效率都与当期公司非效率投资负相关;（2）公司治理效率对公司非效率投资影响的持续时间大约为4年;（3）前期公司非效率投资对当期公司治理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反馈效应;（4）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非效率投资间存在动态内生性;（5）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不仅有损于公司的当期价值,而且也不利于公司的未来价值。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内生性的视角简

在动态内生性的框架下,以2002年至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同时考虑三种内生性情况,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估计方法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动态内生性,不仅当期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前期股权结构也对公司绩效有着显著影响,并且前期公司绩效对当期股权结构具有反馈效应。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提高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降低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来提高公司绩效,进而提升公司价值。     

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与公司风险承担间的动态关系——基于动态内生性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动态内生性的框架下,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估计方法,同时考虑了三种内生性,以动态性视角研究了公司治理水平与公司风险承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公司治理水平与公司风险承担正相关;（2）公司治理水平不仅对公司风险承担有短期影响,而且还有长期影响,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对公司风险承担影响的持续时间大约为4—5年;（3）前期公司风险承担对当期公司治理水平有反馈效应;（4）公司治理水平与公司风险承担间存在动态内生性。     

公司治理机制、替代效应与风险承担

以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４１０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动态内生性的框架下,考虑了公司治理机制间的交互效应,运用动态面板的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估计方法,同时控制了三种内生性,以动态视角研究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风险承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机制不仅对当期公司风险承担有影响,而且对下一期公司风险承担有影响,并且前期公司风险承担对当期公司治理机制有反馈效应,这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风险承担间存在动态内生性。研究还发现,公司治理机制在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方面存在替代效应。     

公司治理机制、替代效应与代理成本——基于动态内生性的经验研究

以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动态内生性的框架下,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GMM估计方法,通过“内部工具变量”解决了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的困难,不仅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与代理成本间相互作用,还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间的交互效应对代理成本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和管理层持股比例都与代理成本负相关,公司治理机制间存在替代效应.此外,公司治理机制与代理成本间存在动态内生性,即不仅前期公司治理机制对当期代理成本有影响,而且当期代理成本又对下一期公司治理机制产生了反馈效应.     

管理者薪酬、薪酬绩效敏感性与公司非效率投资——基于动态面板System GMM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估计方法,同时考虑了三种内生性,研究了管理者薪酬、薪酬绩效敏感性与公司非效率投资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提高管理者薪酬及其薪酬绩效敏感性不仅有利于降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且管理者薪酬与其薪酬绩效敏感性间的交互效应也对公司非效率投资有显著的影响。在降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方面,管理者薪酬与其绩效敏感性间存在互补效应。     

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联立实证研究

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研究,传统方法主要以不考虑内生性的OLS实证研究为主,近年来国内学者才逐渐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内生性下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股权结构具有内生性,但无论考虑内生性与否,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之间都呈显著正向线性关系;与股权制衡度相比,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外部监督等公司治理机制,发挥外部股东的股权制衡作用,进而减少大股东侵害行为,提高公司价值。     

非效率投资的因素分析:来自公司治理结构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甚于第一大股东持股。(3)我国的董事会制度存在缺陷,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和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对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有消极的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能缓解非效率投资吗?——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 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文章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形成的股权制衡机制失效,无法改善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另外,我们并没有发现董事会对非效率投资的约束功能:(1)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会治理趋于无效,未能制约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2)独立董事机制也是无效的,同样无法缓解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     

股权结构视角下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研究

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并从股权结构视角分析了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内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非效率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国有控股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减弱了这种治理效应。     

股权制衡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型“掏空”——基于股权结构内生性视角的经验证据

基于股权结构的内生性视角,本文采用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集合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制衡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型掏空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外生性出发,股权制衡度能够制约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尤其是侵占型关联交易;考虑到股权结构的内生属性,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尤其是侵占型关联交易额)增加比例越大,公司股权制衡度上升比例就越高。     

工业4.0驱动:基于制造企业智能化的股权结构实证研究

从投资者结构角度研究企业层面工业智能化的驱动力，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股权结构对企业智能化投资的影响。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股权结构对企业智能化投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股权集中角度看，一定的股权制衡很有必要，一股独大不利于企业智能化投资；从企业性质看，公有企业更愿意进行智能化投资，个人私有的第一大股东不太愿意进行智能化投资；从激励角度看，高管薪酬与智能化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说明目前的薪酬激励制度不够合理；从地区文化角度看，越是发达的地区企业越容易接受智能化投资。     

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10—2012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媒体监督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媒体监督可以明显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无论是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还是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媒体监督都能抑制非效率投资,且对非国有企业约束力更强;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和缓解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损害,保护股东的利益。     

动态所有权结构与投资-现金敏感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变化与企业投资-现金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转变能有效地降低其投资对现金的敏感性,但这种影响仅在治理环境较差的企业中显著。而在治理环境较好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转变并不影响其投资对现金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较高的投资-现金敏感性主要是由其公司治理的低效率所导致的,这为过度投资假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同时也意味着转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可以有效地减少其过度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