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的培育及技术能力的提升：日本技术赶超的实践与经验

日本的后发技术赶超具有典型代表性,它分为三个阶段：在战后恢复阶段,日本采取直接的、全方位的技术引进战略,实现经济的最快恢复;在经济腾飞阶段,采取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形成合作创新网络,实现经济的低成本跨越;在经济赶超的领先阶段,由于自主创新不足导致日本的经济长期低迷,后劲发展不足。日本的技术赶超历程表明：要素禀赋决定技术能力,两者又共同决定后发技术赶超的方式。后发技术赶超的关键就是培育要素,提升技术能力。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要素禀赋、技术能力与后发地区技术赶超

后发技术赶超的方式有很多,按照参与创新活动主体的行为不同,可以把创新选择分为模仿创新、合作创新与自主创新,它们各自的特点不同,作用于技术赶超的机理不一,但都是实现技术赶超的有效途径。传统的技术赶超理论没有将其微观基础考虑进来,忽略了后发赶超的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在扩展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证实了,要素禀赋决定了技术能力,而两者又共同作用于技术赶超的方式,进而发现要素禀赋的演变决定了技术能力和赶超方式的演变。     

中国对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

本文利用1985—2012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在美技术获取型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同时,从吸收能力视角考察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程度与技术差距对中国在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中美适度的技术差距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但中国高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经济开放度及金融发展程度不深制约了中国企业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阻碍了中国对美OFDI逆向技术溢出。     

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限模型检验

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门限模型,从金融发展与多维度吸收能力视角实证检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金融发展和吸收能力"门槛效应"。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3个维度的吸收能力均存在最低门槛,小于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跨越门槛后,呈正向FDI技术溢出,FDI技术溢出随着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增强。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最低门槛值,小于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越过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为正;而金融发展超过某一临界值时,FDI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会由正变得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技术差距视角下的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通过将Barro和Martin的领导者-追随者模型扩展至包含外商投资部门,构建了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即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对于存在不同程度技术差距的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FDI溢出效应的作用不同;当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会产生更显著的技术溢出,反而由于东道国企业难以吸收而抑制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     

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有重要推动作用,FDI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区别。采用2005—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和自主研发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政府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都不显著,研发资本支出的利用效率较低。提高内资企业研发资本利用效率和研发人员素质有利于增强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分类分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在对涉及输入型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把制造业27个行业根据OECD标准按技术含量分为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及低技术四组取样,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组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确实存在,而且技术外溢效应容易发生在技术含量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对溢出存在负面影响,但这一负面影响会随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减弱。     

国际知识溢出对中国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FDI渠道、进口贸易渠道与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主要通过FDI渠道和进口贸易渠道实现，并受技术吸收能力的调节。利用2009—2017年中国20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知识溢出和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从工业全行业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看，FDI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产出有负向影响，两种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均随着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强而增强；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看，两种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都不理想，而且进口贸易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随着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加而减弱。一方面，应鼓励和支持内资企业加大R&D和新产品开发投入，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更好地利用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应加快对外开放的转型升级，加大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FDI引入，为国际知识溢出创造更多机会和更好环境，进而有效促进内资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产出的高质量提升。     

ＦＤＩ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因子分析

通过分解影响ＦＤＩ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因子,并使用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测度了这些因子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影响ＦＤＩ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地区之间的外贸政策对ＦＤＩ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具有趋同性,而差异较大的是市场结构与技术吸收能力。中央政府应当进一步简政放权,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引资决策权,而地方政府应当立足实情,优化现有的外资政策,以推动本土企业吸收外资先进技术,从整体上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     

去工业化、技术差距与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

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缺乏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成为2000年后区际技术差距持续扩大以及近年部分地区过早去工业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利用2001~2017年全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证实，各地区技术水平与工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中西部在2005~2014年承接了较大规模产业转移，而区际技术差距却持续扩大，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在相对偏低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中西部地区在十余年的产业承接中主要依赖于廉价的要素成本优势，其自主创新能力、创新资源积累已不足以抵御本地消费升级、要素成本上升与国际需求疲软等负面因素的叠加影响。最终，技术差距、商品及服务净输出赤字的扩大至少加快了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去工业化。     

安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

安徽省东向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实现安徽经济的较快增长,缩小同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落后地区赶超战略的主流理论为东向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安徽省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东向发展战略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加速融入长三角,实现安徽经济的崛起。     

工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2—2009年的多国面板数据对工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显著的影响因素包括：FDI、资本深化程度、名义汇率、进口技术水平、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等。我国应进一步吸引优质的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高资本深化程度，提升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扩大进口，尤其是高技术产品进口，通过获得技术溢出来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身的学习、吸收和创新能力。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赶超行为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87个城市数据的门槛效应及传导机制分析

利用2003—2016年全国87个重点城市的数据，通过DEA-Tobit、面板门槛回归等方法，深入探究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赶超行为以及环境治理效率三者关系，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赶超行为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影响不同：三、四线等经济欠发达城市群的地方政府赶超行为能够为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带来正向影响，但一线及新一线等经济发达城市群地方政府的赶超行为却不利于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分布于行政级别较低、经济发展落后区域。上述区域的财政分权只有达到或者超过门槛值时，地方政府赶超行为才会对环境治理效率产生促进作用。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赶超行为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87个城市数据的门槛效应及传导机制分析

利用2003—2016年全国87个重点城市的数据，通过DEA-Tobit、面板门槛回归等方法，深入探究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赶超行为以及环境治理效率三者关系，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赶超行为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影响不同：三、四线等经济欠发达城市群的地方政府赶超行为能够为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带来正向影响，但一线及新一线等经济发达城市群地方政府的赶超行为却不利于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分布于行政级别较低、经济发展落后区域。上述区域的财政分权只有达到或者超过门槛值时，地方政府赶超行为才会对环境治理效率产生促进作用。     

中国制造产业技术追赶模式选择

以产业技术能力研究范式为基础,解析了影响后进国家产业技术追赶模式选择的关键变量——产业技术模式特征,疏理了融合产业技术学习过程和技术发展战略的产业技术追赶模式选择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制造产业面临的环境变迁以及在过去的技术追赶中取得的经验,根据不同制造产业各自相异的产业技术模式特征,提出了典型中国制造产业未来技术追赶的差别化模式选择。     

规模对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基于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了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义了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对中国工业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和规模前向溢出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规模后向溢出效应对下游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创新能力影响的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日益激烈,自主创新能力越来越被认定为一国竞争力的主要标志。文章利用1991-2012年中国技术创新方面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研究了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自主RD投入是提高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体上对我国研发和创新能力无非常明显的溢出效应。我国必须努力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注重培育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