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析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参与研发活动的主要角色。调动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高我国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应对当前科技发展和行业竞争的战略选择,也是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文章首先阐述了税收激励政策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理论依据,然后对我国现行研发税收激励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与完善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     

人力资本、营商环境优化与外资企业创新——兼论引智的重要性

在营商环境优化成为培育引资及引技竞争新优势的背景下，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营商环境优化对外资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以及外资企业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营商环境优化降低了外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意愿，且平均边际效应依次增强；内在机制是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外资企业特惠度降低和内资企业竞争力增强；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本增强了营商环境优化对其创新意愿的降低作用，且是通过增强外资企业特惠度、降低抑制其创新意愿以及营商环境优化促进内资企业竞争力的方式实现的。进一步发现，外资企业的引智具有显著的创新溢出效应，且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存在积极的调节效应。     

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有重要推动作用,FDI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区别。采用2005—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和自主研发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政府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都不显著,研发资本支出的利用效率较低。提高内资企业研发资本利用效率和研发人员素质有利于增强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入世后内外资企业的博奕竞争及内资企业的对策

基于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许多产业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入世后过渡期的保护条款,利用布兰德-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模型,把其扩展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的博弈模型,从中发现内资企业只有当企业边际成本比外资企业低时才能主导国内市场;同时,在世贸组织条件下。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也是内资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职业经理人生存环境:比较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有着不同的历史、制度和企业文化背景,其职业化管理的程度与方法也有所区别,因而对职业经理人的吸引力也各有千秋。本文试图从企业文化、薪酬激励、约束机制、职业生涯发展四个方面探讨和比较职业经理人在外资企业和民族企业中的生存环境,以图对我国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所启发。     

企业家创业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省级工业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创业是促进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创业、创新活动的市场化效果出发，着重考察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层面下企业家创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差异。基于2006-2013年省级工业企业的动态面板数据反应模型的结果发现，企业家创业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滞后期的企业家创业的正向影响和企业创新累积效应均很显著；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家创业对以新产品表示的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偏低；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企业间产品创新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竞争效应，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彼此间存在强大的创新溢出效应，而我国企业创新主要依赖于外资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我国企业间普遍存在盯住外资企业的行为可能是导致内资企业、国有企业彼此间的创新溢出效应较低的主要原因。     

国际研发合作对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及其门槛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国际研发合作能够显著地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进一步地，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还要受到经济体吸收能力的影响，要素禀赋、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研发能力及制度环境等吸收能力分项维度对国际研发合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调节效应。在全球研发网络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加速融合的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通过选择国际合作研发策略、嵌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强化知识吸收能力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福建省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的协整检验

本文利用福建省1988～2008年度的经济数据,根据平稳性检验,协整理论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福建省外资企业的出口和内资企业的出口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出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并且有唯一的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从而说明了在福建省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资企业可以通过对福建省内资企业的间接＂溢出效应＂来推动其对外贸易的发展。     

FDI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FDI的引进使中国形成了内外资企业并存的"二元"出口主体结构。外资企业不仅以其自身出口直接影响了中国整体出口,而且以其相关经济活动间接影响了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文章利用2001-2009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FDI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但对不同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FDI对高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低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     

政府管制、市场化进程与非国有经济市场份额——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分行业统计数据的证据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为此,本文选取1996～2008年分所有制分行业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系统研究了非国有经济市场份额的变化。研究发现,整体上国有企业市场份额依然显著高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不过,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逐年提高。此外,我们发现基于所有制的“金融歧视”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而逐步缓解。这意味着市场化进程有助于改善非国有经济的生存空间和制度环境。     

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思考

一九九四年的税制改革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实践表明：它有利于公平内资企业税负、促进平等竞争。然而，现行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因执行不同的所得税政策，使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位置。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统一内外资企业所...     

企业薪酬决定机制的所有制特征研究

本文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Mincer方程研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薪酬决定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起薪并不很高,但职工随着工作年限的积累其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内资企业。在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起薪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但随着工作年限的积累,私营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外资企业的薪酬设计中更多地考虑了人力资本因素,而内资企业的薪酬设计中非市场化因素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除集体企业外,其他类型的企业较为重视高学历人才且存在性别偏好。     

多维技术进步对中国的技能溢价影响

运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省级和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运用系统GMM法研究技能劳动力供给、国内外技术进步对中国技能溢价的影响。研究发现：技能人才的相对供给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显著为负，国内研发投入和出口会使中国技能溢价逆转，而国内技术购买、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会增加技能溢价，考虑交叉关系之后，各变量的影响符号基本一致，但系数变小；将高技术企业分为外资和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各个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与前面一致，内资企业各变量的影响方向存在差异，不同类型企业各个变量的影响大小差异与变量本身规模有关；运用脉冲响应图发现贸易开放会引起开放程度较高区域的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技术“追赶”，提高其技能溢价。     

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创新吗?——基于研发异质性与产权性质视角

选取2008-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状况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研发活动异质性与产权性质对研究问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考虑到企业研发活动异质性后,企业社会责任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大;考虑到企业产权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整体创新活动、探索式创新活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创新吗?——基于研发异质性与产权性质视角

选取2008-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状况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研发活动异质性与产权性质对研究问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考虑到企业研发活动异质性后,企业社会责任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大;考虑到企业产权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整体创新活动、探索式创新活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垂直专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进口数据,考察垂直专业化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运用DEA—SBM模型估算中国全部企业、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的基础上,分析垂直专业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并没有明显获得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而中国的技术升级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出口网络。     

文化非正式制度是外资企业生产的催化剂吗?——来自中国省际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外资企业能否适应中国的文化非正式制度关系到投资的成败,然而现有研究对此关注甚少。文章采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测算并比较了2005-2012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工业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而采用能够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文化非正式制度及其他因素对外资企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区间内中国工业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文化非正式制度和创新投入对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且动态延续效应较为明显;出口对外资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不明显,而劳动成本的提升、两税合并政策对外资企业技术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政府应关心外资企业生产状况,充分利用文化非正式制度催化剂的功能,积极促进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文化交流,以提升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保证经济健康、有序、和谐发展。     

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

利用2007—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研究高额的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并将企业研发支出作为中间变量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科研人员数量之后,政府财政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的正面激励作用是显著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挤出”作用。企业研发支出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研发支出与发明专利的数量负相关,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数量正相关     

外资企业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非对称影响:地位与作用

从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出发，发现外资企业只是依靠其庞大的规模提高自身在我国经济以及技术创新中的地位。它们对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不明显高于内资企业，并未起到预期的带动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其地位和作用完全不对称。     

非国有经济组织走向国际舞台必须重视对规制的研究

规制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对于非国有经济实施走出去战略来说是一柄双刃剑，要运用规制创新的力量激活非国有经济走向国际舞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同时应认真研究国外的规制，按国际规划办事，提高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