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杠杆与现金流风险

金融资产会计安排是企业执行金融工具准则的重要环节,具有显著的经济后果。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研究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关系,分析金融杠杆的调节功能,探讨非效率资本配置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金融杠杆能够调节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使关系曲线拐点右移与扁平化。区分金融资产配置类型后发现：交易类金融资产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投资性房地产和长期金融股权投资未显著影响现金流风险。考虑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成长期与衰退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成熟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以及金融杠杆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非效率资本配置在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现金流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通过Probit和Tobit模型解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并对内在传导机制进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参与度和持有比例有积极影响，地区、城乡间影响差异明显，风险态度和家庭收入对户主受教育程度影响金融资产选择存在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进一步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一定启示意义。     

货币供应量变动对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例的影响研究——基于利率渠道视角

构建跨期投资决策模型,运用CHFS微观数据和相关的宏观数据,基于利率渠道研究了货币供应量变动对家庭金融参与及风险资产持有比例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货币市场利率降低时,各类风险偏好家庭的金融参与及风险资产持有比例均会提高。实证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动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较弱,利率渠道可能存在堵塞;货币供应量变动通过利率渠道对风险喜好家庭的金融参与及风险资产持有比例有部分中介效应,但对风险规避家庭有完全中介效应。     

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金融环境影响下的行为特征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特征,并从微观化的金融环境指标描述中发现其与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相关指标,尤其是中国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相关指标的共同趋势,金融环境很可能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     

金融环境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度量视阈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金融环境结构,提出微观度量视阈下金融环境指标体系,简称为微观金融环境指标体系,以四个方面五个维度指标和一个综合指标反映微观视阈下的金融环境状况,并通过适当的计量模型和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微观金融环境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微观金融环境对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股票占金融资产比、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比有显著促进作用,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     

基于夏普比率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研究——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数据,利用加权夏普比率这一代理变量,研究了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因素。通过Tobit回归模型估计,发现金融资产的种类、地域差异、城市户口家庭、受教育程度以及富裕程度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显著正相关;户主的风险厌恶度以及从事经营活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显著负相关;而户主年龄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有效性之间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关系。另外,研究还发现,经过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股票的夏普比率要低于其他风险金融资产,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股市的波动率较大所致。进一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加强居民的教育工作以及发展健康稳定的金融市场,将会促进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有效性。     

社会信任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社会信任是其中的重要元素。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针对城镇家庭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上升会显著提高城镇家庭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占比;不同类别的社会信任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信任”和“普遍信任”对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促进作用,而“亲邻信任”则会有抑制投资的效果;未接受过金融教育的城镇家庭,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对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更加显著。     

金融素养、金融资产配置与投资组合有效性

基于动态最优控制理论模型，运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系统研究了金融素养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作用及对投资组合有效性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升家庭资产中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比重，有助于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考虑了内生性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于风险性资产与金融资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无法作用于国债这类无风险资产；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增加股票与基金的配置概率，有助于实施积极的投资策略，但对消极投资策略不显著；金融素养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促使家庭获得更多的超额回报。     

金融发展、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北大核心

作为经济发展的根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持续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以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2005~201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构建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系数、企业广义金融资产配置和狭义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提升新增投资预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比较不同行业类别样本企业的实证结果发现,金融发展仅对制造业企业存在显著性影响,金融资产配置仅对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综合类企业存在显著性影响。由此拓展了金融发展、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视野,对于促进我国企业适应金融发展形势、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审慎进行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感知法律法规、感知风险与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基于农户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农户群体为具体研究对象,运用322份有效问卷,通过构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感知法律法规、感知风险与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感知法律法规对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法律法规对农户感知风险有显著负向影响;感知风险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无显著影响,且无法中介感知法律法规与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之间的关系。     

金融化与业绩预告准确性

文章以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管理层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会显著降低管理层业绩预告准确性,当区分不同期限的影响时,发现与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相比,长期金融资产配置降低管理层业绩预告准确性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两职分离、董事会监督强度越高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对管理层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降低作用越显著.     

房屋拆迁会刺激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吗？——一个心理账户的分析视角

在心理账户的作用下,拆迁补偿款的发放使得家庭更加倾向于参与金融市场投资,因此房屋拆迁将会显著提高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对此,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P2013）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房屋拆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房屋拆迁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且这一效果在消费支出少和金融资产余额多的家庭中更加显著。同时,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在房屋拆迁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过程中,家庭可支配收入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这意味着,在房屋拆迁补偿中,不仅拆迁户应该警惕过度参与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而且政府和金融机构也应该组织和提供不同形式的金融教育,提高拆迁户的金融素养,从而预防拆迁返贫的悲剧。     

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商业银行创新发展趋势，但其对银行风险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文章从理论机制上阐述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并采用2011-2019年中国79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整体而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第二，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抬高管理成本进而加剧风险承担，而业务多元化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第三，关于影响异质性，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与大中型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为显著。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契机，运用新兴技术提升风控水平，警惕数字化经营引起的内在风险和其投入成本过高带来的低效益风险。     

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三期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通过计算持久性收入、换用代际收入秩相关系数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部门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代际教育流动，最终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数字金融影响的子指标分解和异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改善了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代际流动，具备普惠性特征，这也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参考。     

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对家庭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文实证检验了居民风险偏好对于家庭资产结构风险性和分散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风险偏好水平越高,配置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但同时所持资产结构也越分散。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风险偏好水平越低,越倾向于只持有无风险资产,这是造成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与资产结构分散程度正相关的主要原因。此外,收入越低、健康状况越糟、风险偏好水平越低的居民投资者持有只含有无风险资产投资组合的概率越大     

中国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系统分析中国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等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户的收入流动性,促进非农就业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是主要的作用机制。但是,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并不能使得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实现包容性增长。其对高收入阶层农户的收入流动性的提升作用要大于对低收入阶层的。这可能与农户的人力资本具有异质性,从而导致其受益于数字金融发展的机会不均等有关。即使对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户而言,当其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农村数字金融发展也更容易提高其收入流动性。研究创新:为农户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延伸了数字金融的福利评估范围,揭示出数字金融发展与收入流动性的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价值:对全面理解中国农村的数字金融发展和预防阶层固化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法治政府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两套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引入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指数，分析了法治政府的建设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法治政府的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概率。此外，法治政府主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结构；通过促进社会信任，推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安全性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提升资本市场的股价信息含量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与科技融合的新兴业态，对资本市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上市企业样本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股价非同步性，提升股价信息含量，且该作用对于小规模企业、所在地的传统金融禀赋基础较好和传统普惠金融发展较好的企业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通过提高市场流动性以及信息透明度来提升股价信息含量。以未来盈余反应系数衡量股价信息含量和采取工具变量法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基于此，应继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推动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协同发展，同时也不能忽略数字金融的潜在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黑龙江省农业数字普惠金融案例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我国金融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举措,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将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城乡收入协调、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市场扩大开放和农业发展成果共享设定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把数字普惠金融中的融资便利、融资成本、融资风险以及农民的金融素养作为前置影响因素,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考察农村数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五纬目标进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研究结果发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增加以及融资成本和风险的下降可以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农民金融素养的提高也有利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的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扩大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农业市场扩大开放、农业发展成果共享、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城乡收入协调等途径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最后,以黑龙江省农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为例,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农业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农业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审计定价：投入补偿还是风险补偿

结合我国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和“脱实向虚”共存的现状,验证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导致审计定价提升。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金融资产配置使得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增加,行业内特定知识和审计经验的积累促使行业专长较强的注册会计师更加倾向于借助提高审计定价来获取投入补偿。同时,在一般状态下,金融资产配置形成的风险机制对审计定价缺乏调整能力。具体表现为,当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较低时,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通过提升审计定价实现风险补偿;伴随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增加,审计定价中的风险补偿部分逐渐消失。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资产收益较强的波动性和较差的持续性特征导致企业整体业绩波动形成的风险并未在审计定价中完全体现,审计师对不同重要性程度的客户投资金融资产形成的风险存在认知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