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政策下建筑产业集聚与技术转型

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能够促进建筑产业良好发展与技术进步,但同时也会造成聚集区内企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因此通过环境规制手段对建筑产业集聚的正向效应与限制因素分析,明晰建筑产业集聚和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转型思路,促进建筑产业在环境规制下的高效发展。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视角

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企业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文章日益加强的环境监管背景下以出口国内增加值为切入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适度设定的环境规制强度可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因此文章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应当适度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保证环境规制政策灵活有效的实施以将环境治理压力转化为企业的研发创新动力,帮助企业实现出口方式的转变和在价值链上的升级。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污染避难所”假说检验

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众多国家陆续采用环境规制控制污染,但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要远弱于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本研究基于引力模型,使用国家层面2分位数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在控制国家和行业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以及环境规制内生性之后发现,环境规制确实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但是相对于劳动力成本、行业固定资本而言,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较弱。研究还发现,相对于WTO前,WTO后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减弱,即"污染避难所"效应减弱了。     

规制强度、影子经济与污染排放

本文通过引入影子经济构建规制强度、影子经济对污染排放影响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探讨存在影子经济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并运用普通面板和考虑污染溢出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影子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会直接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同时规制强度的增加会扩大影子经济的产出规模从而间接增加污染排放。对中国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这一理论结论,中国环境规制对污染的直接影响为负,环境规制通过影子经济规模对污染的间接影响为正。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的总体净影响在2001年之后表现为正,说明现行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遏制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从区域层面来看,环境规制正向净影响的区域呈现空间聚集,其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南部和西北地区等三大区域。     

环境规制与新建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内的三主体演化博弈模型,从多主体博弈的视角探讨行业维度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演化稳定机制,并以历年环保部出台的清洁生产标准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对相关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行业内企业新建概率和新建企业数量,证实了行业维度"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性,且中央与地方策略互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一效应的发挥;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具有显著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效率以及所有制异质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低污染企业、低效率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更显著。未来,可以从推进工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过程管理转型,促进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升级;强化环境治理垂直监管,弱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激励,保障地方环境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行业和区域针对性,优化行业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编制清洁生产规划,不断建立健全清洁生产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改进提升。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本文首先利用OECD2018版增加值数据库,就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系统GMM估计,发现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出口影响显著,但有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然后将制造业分为重污染行业、中等污染行业及低污染行业进行分组估计,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重污染行业GVC升级影响显著,而对中等污染和低污染行业的影响不确定。最后,建议逐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倒逼高污染行业转型升级;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遵循渐进性原则,调动各方面节能减排的内在积极性;加快突破清洁能源和低碳领域的关键技术,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     

我国产业经济竞争力的维护与反垄断规制柔性研究

2008年8月1日，中国反垄断法正式实施，意在为企业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追求经济的效率和公平与保护民族产业的生存条件和竞争力都十分重要，既希望规制外资垄断势力的形成又要保护国内产业的成长免于法律刚性约束，因此，有必要关注政策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柔性问题．中国的传统产业和民族工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较为有利的条件来为全面地与外国企业竞争来做准备，政策的柔性是保护产业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监管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2—2018年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环境监管数据与企业层面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相结合,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政府监管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管理能力后发现,双重环境规制以及政府环境监管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企业积极提升环境管理能力.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环境规制政策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就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问题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综述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传导机制、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污染转移的影响路径,基于不同政治体制和市场机制下的环境规制博弈以及环境规制工具选择与规制政策的有效性。最后从中国环境规制实践借鉴视角予以述评,提出了探讨中国现有体制下构建有效的环境规制理论及政策的可行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大有作为

林毅夫教授不久前在一次国际论坛的演讲中指出，新世纪初，中国除了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之外，还需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大有作为。现阶段中国的要素禀赋特征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和自然资源相对稀缺。预期在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也将发展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密集区段的产品。而且，由于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中国将在组装技术成熟的、关键部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重型设备方面获得竞争优势。由此，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更深程度地把中国经济和全球生产网络联结…     

环境规制会阻碍产业集聚吗?——基于江苏省制造业12个产业DO指数的分析

产业集聚在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复杂影响,在环境规制政策日益严格的背景下,企业作出地理决策改变产业集聚度水平,进而影响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产业集聚在环境规制下的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经济应用价值与学术研究意义.为增强不同行业集聚程度的可比性,降低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与外生变量的差异,采用DO指数法测算...     

“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检验

外商投资于我国污染产业的分布结构表明外商投资我国污染产业规模较大,有向我国大量转移污染产业,实现本国产业升级换代的倾向。但通过构建产业竞争力系数比值分析,外商清洁密集型产业较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更强,比较优势更明显。同时,外商投资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结构优于我国整体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结构,外商投资对我国整体污染产业具有拉升效应。可见,中国在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并没有成为许多人所认为的“污染天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研究目标：通过对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测定,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其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3~2011年行业层面数据,采用两步系统动态GMM方法。研究发现：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是在分行业视角下,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密集型行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行业贸易规模扩大均对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研究创新：本文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和地位进行了全面实证分析。研究价值：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完善企业走出去相关政策机制,着重推动技术密集型企业参与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环境规制对企业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推动社会发展绿色化，环境规制政策得到不断完善，企业清洁技术的创新程度已成为评价环境规制效率的主要指标。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环境规制政策和企业清洁技术的理论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我国2012—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N”型；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会对清洁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的初期与末期，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较西部地区较小。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时，应灵活运用多种环境规制政策，以便设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要兼顾地区差异性，促进企业的清洁技术创新。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产业供需匹配与升级研究

研究目标：更精确地反映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产业供需不匹配和升级情况。研究方法：运用2016年WIOD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将中间品投入与吸收产业一一匹配以构造更微观的分类,计算出产业内贸易指数、出口技术复杂度等指数,并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供需匹配的影响。研究发现：2001年以来中国产业供需不匹配程度高速增长,但增速不断降低,中国需求层面的技术复杂度水平普遍高于供给层面,而美国则正好相反;全球价值链地位、垂直专业化水平对供需不匹配程度的影响效果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差异。研究创新：通过新产业分类从更微观的层面了解中国产业供需不匹配情况。研究价值：为中国未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提升中国企业集团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提升企业集团国际竞争力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需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共存。目前中国面临挑战的行业大都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一般都有很高的规模经济要求和技术素质要求，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降低成本，     

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的发展环境与前景

目前中国正力主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速出口产业结构升级。本文重点研究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所面临的内部环境，并认为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有其必要的存在价值，且必须进行技术转型以谋求发展，同时应该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植。     

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负向惩罚还是正向激励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矛盾，如何兼顾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特征，使其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环境规制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负向惩罚型和正向激励型，以2007～2019年我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系统研究宏观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负向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有正向影响，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上述影响通过管理者的“鞭打快牛”和“重奖轻罚”激励机制形成影响路径，融资约束、搬迁成本、污染程度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上述路径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为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面对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提供了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基于演化博弈的出口企业品牌创建行为

品牌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推动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提升出口商品品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力实施出口品牌战略,各地政府对出口企业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品牌创建激励政策,推动了出口企业品牌创建的发展,使得出口企业品牌创建与政府政策激励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动态博弈关系。文章应用有限理性及不完全信息下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了出口企业和政府在长期博弈中的行为选择过程。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政府与企业均有较强的品牌创建意愿,出口企业的品牌创建与政府激励政策的实施则趋于理想均衡状态。政府激励措施并非越强越有效,过强的激励政策会使得企业出现虚假品牌创建倾向。     

增加值贸易与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

研究目标：估计中国的增加值出口比率,并从增加值贸易角度讨论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研究方法：基于企业销售目的地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研究发现：不考虑企业销售目的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会高估中国的增加值出口比率;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低估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高估了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导致明显的比较优势逆转问题;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将中国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规模分别高估了60％和85％左右。研究创新：构建了新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研究价值：为中国的国际贸易谈判和反击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倾销调查等,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