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双循环耦合协调度分布动态、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研究目标:测算1999～2019年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耦合协调度的实际水平并分析其分布动态、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方法:耦合协调度模型、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和β收敛模型。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地区异质性、时间阶段性特征明显；空间差异持续扩大，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正空间相关关系持续而稳定；全国及四大地区经济双循环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过程，不同地区耦合协调度收敛位置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创新:测算了中国经济双循环耦合协调度水平并分析其时空演进规律与收敛性。研究价值:对于总体把握我国经济双循环发展规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国家经贸关系研究

探寻“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主要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对其本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测度其与中国的贸易密集度、HM指数和贸易互补性，分析中国与沿线主要国家经贸发展的现状与潜力。研究发现：在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其进口贸易、出口贸易、总贸易均可诱发该国经济增长，相比而言，对中国出口的诱发效应大于从中国进口的诱发效应；中国与沿线国的人均GDP差距、人口规模、WTO组织变量及经济自由度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正相关，经贸成本与沿线国经济增长负相关；中国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主要国家的贸易具有较高依赖度和互补性，沿线主要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市场对沿线主要国家出口产品的依赖程度。     

成本推动冲击和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立足近年来国内经济频繁波动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成本推动冲击、消费偏好冲击、技术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的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外生冲击因素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产出波动是由多种冲击共同推动，其中成本推动冲击贡献最大；通货膨胀波动主要是由成本推动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引致，消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的影响有限。进一步地，反事实模拟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这也揭示出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依附高昂成本，且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典型化事实。     

贸易增加值视角下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事实与解释

研究目标：把握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方法：基于MRIO模型的贸易增加值核算及结构分解分析。研究发现：如果考虑中国贸易的二元结构，则制造业服务化悖论并不存在，1995～2011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增加值占比由33.54%上升至33.74%，上升幅度很小，但国内服务增加值对于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创造的重要性在快速提高，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呈现出“以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的趋势；从不同贸易方式来看，制造业加工出口的国内服务化水平较低但其提升幅度大大超过了一般贸易出口；市场分割弱化了国内产业关联、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服务部门增加值系数下降，以及来自于亚太地区出口市场的低端俘获，这些都是抑制一般贸易出口的国内服务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研究创新：利用OECD-ICIO区分加工贸易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增加值进行再测算，并比较分析两种不同贸易方式下国内服务化转型的变动趋势及其主要驱动因素。研究价值：为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出口利得提供参考。     

省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研究目标：考察省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方法：区分结构影响与部门影响的因素分解模型。研究发现：第一，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在下降；省际调出因素和出口因素的贡献比重在上升。第二，1987年，省际调出仅在3个省份是经济增长的第一贡献因素；2007年，省际调出则在11个省份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贡献因素。第三，从省份视角看，尽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在上升，但在2007年，省际调出贡献比重仍然是出口贡献比重的3.5倍；从部门视角看，省际调出的贡献比重也依然大于出口的贡献比重。第四，在将因素贡献比重变化的来源区分为结构影响与部门影响之后，不管是消费贡献比重的下降，还是省际调出和出口贡献比重的上升，部门影响均发挥着主导作用。研究创新：将省际贸易引入关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模型。研究价值：对于目前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省际贸易可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产品二元边际

本文针对中国与5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HS六位贸易数据，在把贸易成本进行细分并构建解决“多贸易零值”问题的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各细分贸易成本变量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而研究在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农产品、非农产品的子样本中，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度、共同边界与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贸易成本因素对中国出口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是正向的；国家距离、是否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清廉程度等贸易成本对其影响是负向的；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来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地区）二元边际的提升不受距离和经济自由的限制；就不同的产品类型而言，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农产品集约边际的影响是负向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

研究目标：研究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研究方法：基于中国1978~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期，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发展是中国出口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入世”准备期，中国出口增长由制度因素、物质要素投入协同推动；在“入世”增长期，物质要素投入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首要来源；在全球引擎期，物质要素投入协同贸易潜力主导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地区间出口贸易差距主要源于贸易潜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三重差异。研究创新：对改革开放以来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进行系统研究。研究价值：针对中国贸易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解：有偏技术进步与要素投入增长

研究目标：从有偏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增长视角分解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方法：基于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对中国1978~2015年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并扩展Solow增长核算方程重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解框架。研究发现：国内研究在技术进步偏向识别、生产函数参数设定及估计方法应用方面存在部分偏误；修正偏误后本文发现考察期内有偏技术进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持总体强于要素投入增长，且有偏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增长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动力转换；中国经济增速近期下滑主要由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减缓、资本累积速度下降和人口红利消失引致。研究创新：基于多种要素替代关系、市场假设和技术进步率框架，对中国要素替代弹性、有偏技术进步进行全面再评估，通过打开技术进步率的“黑箱”进一步分解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价值：为有偏技术进步识别和经济增长动力分解提供可靠框架。     

“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分解研究

研究目标：测度并分解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上对世界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法：将中间品贸易结构嵌入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为发达国家贡献的经济产出增量大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但是其为发达国家创造的增加值增速却显著小于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增强与技术水平提升，“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产品内水平分工的程度也不断提高。研究创新：将“中国制造”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进行合理测算，对其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挖掘。研究价值：为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提供依据和参考。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与来源分解

运用基于DDF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TFP进行再估算基础上，对改革以来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及来源进行了扩展研究。本文发现：不考虑环境约束会高估TFP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TFP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已由“先减小后增加”转化为“先减小后增加再减小”，1990年和2003年是两个拐点；尽管区域间经济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但仍是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区域内经济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已成为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构成部分；要素投入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但其作用在减弱，而TFP在地区经济差距中的作用在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