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代际比较视角的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来自皖北的实证

在对皖北近1500名农民城镇化意愿开展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从代际比较视角初步分析了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决策机制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和分层特征,与第一代农民相比,第二代农民更愿意进城定居,相对中心城区和省会合肥而言,镇区和县城由于具有生活成本相对低、距离家乡近等优势,对皖北农民更有吸引力;2在城镇化决策机制上,希望子女(孙)受到优质教育是皖北农民进城的首要动因,表明优质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配置对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导向作用;3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对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一般而言,年龄越小、文化水平越高以及在小城镇和县城务工者未来更愿意进城。     

“双转移”趋势与城镇化模式转型

基于近年来产业梯度转移加速及劳动力回流中西部就近务工的趋势,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应当重视发挥劳动力的驱动作用,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推动力度及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中西部要立足于延续和扩大劳动力比较优势,以承接、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来加快城镇化;东部应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与高附加值产业,以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镇化质量,最终形成我国"雁阵模式"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格局。当前重点是将中西部中小城市快速扩张为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发挥其在分散型城市群战略中承上启下的集聚效应与辐射作用。同时指出应积极探索户籍、社保、住房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及人口实质性城镇化的进程。     

县城载体地位提升对市域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是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调整。基于2005—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县城载体地位提升对城市全域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城载体地位提升能显著推进所在城市全域的新型城镇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县城载体地位提升主要通过促进人口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来推动市域新型城镇化，但未促进城市的产业城镇化和设施城镇化。县城载体地位提升能显著推动中小城市和工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而对大城市和非工业城市无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中小城市和工业城市的县城为重要载体，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新时期山东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从人口分布格局的视角入手,深入分析山东省县域城镇化的发展特征和趋势,指出山东省人口呈现"大集中、小分散"趋势,核心—边缘效应非常显著,核心区县市呈现就地城镇化,非核心区县市就地、异地城镇化并行;县城是就地城镇化的核心载体,小城镇和村庄则出现明显的分化。为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横向来看,应统筹兼顾核心区与非核心区县市两类城镇化,其中核心区县市与中心城市和其他城镇实施网络化发展,非核心区县市重点突破县城和重点镇;并根据空间演变趋势,实施前瞻性的区域策略。纵向来看,应尊重人口流动趋势,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县城、镇、村协调发展。     

特大镇培育为新生中小城市的初步设想——以浙江特大镇为例

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对于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特大镇则是新生城市培育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特大镇内涵界定和浙江特大镇人口、财政、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概括,梳理目前体制下特大镇发展和管理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四大难题,并揭示从特大镇入手培育新生城市对于促进就近就地城镇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制造业水平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综合新生城市现状和发展需求,结合法律依据,提出特大镇"省辖县管"的总体设想以及若干低成本设市模式的政策建议。     

就近就业与家庭重建

"远离故乡,外出就业"已经成为当今一种社会现象,而远在他乡就业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也开始慢慢得到人们重视,于是就近就业得到人们的关注。远离家乡带来的空巢现象、幸福感降低、家庭价值观缺乏,都会造成家庭的不稳定和家庭的破裂。而就近就业不仅能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还可以促进中国城镇化,减轻财务负担。实现就近就业,既有利于提高家庭幸福感和家庭凝聚力,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于解决社会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家庭企划与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北京市双井街道居民的案例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带来较大影响.从新时间地理学关于企划—活动系统和活动的地方秩序嵌套两个核心概念出发,基于对北京市双井街道典型家庭居民在疫情爆发前、疫情最严重时期及复工复产以来等三个阶段的活动日志和访谈调查,选取双职工育儿家庭中男女家长育儿与家庭照料企划为研究对象,从企划实现过程中的主体互动关系、资源与制约转化、时空组合等方面分析疫情不同时期日常活动时空特征变化以及家的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研究发现:家的活动的地方秩序重构存在内部分工调整主动适应、工作—家庭冲突被动调整、代际支持不足社会支持补充等不同模式,弹性化办公与男家长的家庭企划参与、代际支持变化、其他资源的可获得性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城镇化影响了粮食安全吗?——来自1462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运用来自我国2005～2010年1462个县(市)的面板数据,以反映城镇化本质特征的人口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非农化两个指标衡量城镇化水平,从全国和三大地带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我国县城城镇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县域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区域层面看,中部、西部人口城镇化都能显著提高粮食安全水平,东部地区正向不显著;西部地区非农就业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东部、中部地区与其恰恰相反.     

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公私合作的项目与模式选择

县域基础设施有非经营性、准经营性、经营性之分,PPP模式有政府主导型、政府—私人投资者主导型、私人投资者主导型之别,应秉持稳定的现金流、低风险低收益、实质重于形式、成熟盈利模式、见效快等原则,综合考虑县城、乡镇基础设施项目与PPP具体模式的耦合。县城、乡镇基础设施建设的PPP模式应用应当选择合适的风险分配方式、加强PPP模式应用项目的绩效评价和建立PPP示范项目的"能进能出"管理机制。     

中国新型城镇化应走多元化发展模式

目前世界已经有超过50%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城镇化率每年以1%的速度增长,到2012年已达到52.6%,人们正处在城镇化的世界。在未来30年里,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将进入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至关重要。本文从城镇化的内涵和本质出发,立足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结合中央和国家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走以上海、广州（和香港）、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引领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次级区域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等多元化发展模式,并且将3种模式同步推进、相互协调,这既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