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革命老区创新效率的影响

推动革命老区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2009—2020年我国五大重点革命老区的面板数据,使用PSM-DID方法考察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革命老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索革命老区创新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革命老区创新效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国家优先支持政策通过加大投资激励效应、促进产业集聚和提升信息化水平提高了革命老区创新效率,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革命老区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科教投入力度、工业化水平和区位优势较低的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应通过激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提升产业集聚效应、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革命老区的创新能力,同时通过实施差异化策略释放革命老区支持政策的总体效应。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审计收费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以我国在7个省市先后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PSM-DID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审计收费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试点政策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审计收费，且该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改变时间窗口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试点政策的实施产生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是审计收费提高的重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与审计收费的正向关系在高污染行业企业、国有企业与环境执法力度大的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在继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同时，可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完善相应的奖惩措施，充分发挥试点政策的“创新补偿”效应。     

“对赌式”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

“对赌式”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举措，该举措是否产生实效，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将发展引擎从依靠能源资源转向优化资源配置。本文重点关注企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基于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以省际签订的“对赌式”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为政策冲击，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该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和增加研发投入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补偿方式的效果存在差异，“双向补偿”优于“单向补偿”，且该政策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存在替代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吗? ——基于《专利法》修改的实证研究

本文聚焦于法律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使用2006—2018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2008年《专利法》修改的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专利法》修改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保护改革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专利法》修改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但对创新产出的提高幅度明显高于创新投入,最终反映为创新效率的提升.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专利法》修改对非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更大;与竞争水平较低的行业相比,《专利法》修改对竞争更加激烈行业的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更大;与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相比,《专利法》修改对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地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更大.     

数字化转型是否降低企业研发操纵?

如何将数字化赋能于企业研发创新行为中，实现“数字化+创新”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本文以企业“创新投入高而TFP较低”的现象为切入点，以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操纵行为为落脚点，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传导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操纵的概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方式与企业科技禀赋下，上述结论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合作的开放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与缓解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降低企业研发操纵的概率。对于经济后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既能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与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通过降低研发操纵的策略性行为而间接改善由此所产生的创新绩效和生产效率下降问题。本文不仅为经济体系所存在的“创新投入较高而TFP较低”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与解决路径，还为改善企业操纵研发投入的制度迎合行为以及促进产业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微观依据。以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优化企业创新布局与生产绩效，对于实现数字化驱动下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水平营销的价值创新策略

在传统营销中，企业主要是通过对特定市场纵向的不断细分来寻找竞争优势，但从长期效应来看，重复的市场细分导致市场的零碎化，进而弱化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竞争优势。因此，企业需要改变或拓展市场细分、目标市场的选择、市场定位的过程式营销思维定势，创造出激发更大盈利空间的新策略。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介绍一种被科特勒命名为“水平营销”的新理论，并基于此，构建价值创新的策略体系。     

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金融分权的内涵,分析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2015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估算企业投资效率,实证检验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分权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主要体现为投资过度;财政分权加剧了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分权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负效应较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金融分权通过影响企业银行信贷和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降低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弱化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竞争的激励;完善金融分权,既要求政府在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应向市场逐步分权,又要求清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监管权限,明确双方的救助责任。     

税收优惠政策能否激励中国企业创新？——基于创新链视角的探究

选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创新链视角探究税收优惠政策如何激励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链的投入、产出以及效率环节均有显著激励作用。通过更换估计模型、构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在创新投入端对非国企研发资金投入激励效果更强，对于国有企业研发人员投入以及企业创新链产出端激励效果更强；对于处于高技术行业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创新链各个环节的激励作用都比非高技术行业企业更强。研究为企业创新决策、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了新的认知，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市场势力、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产品创新

中国出口市场不断繁荣,通过二元边际分析,本文发现中国出口企业逐步走向产品种类创新的增长路径.接着本文从市场势力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市场势力通过竞争促进效应和替代效应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贸易方式和进入退出企业来分析,发现市场势力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创新.要提高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还需要注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劳动比、补贴等因素.最后中国需要利用市场手段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促进出口企业通过产品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     

绿色信贷政策、产权异质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绿色信贷政策在发挥金融资源市场配置功能上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将2012年原银监会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一项外部冲击事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并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更显著；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的积极效应，并且该政策的实施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对投资不足的缓释作用，且在抑制新增投资的同时能够产生积极溢出效应，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     

数字技术与供应链效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构建反映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指标，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数字技术对供应链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显著促进供应链效率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主要通过提高供需匹配精准度和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供应链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供应链效率的促进效果在大中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以及竞争程度较强的行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构建数字化供应链以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地区竞争压力、要素配置扭曲与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投资效率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很多学者对地区竞争压力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机理及干预路径展开研究。以2004—2015年我国沪深主板市场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地区竞争压力、要素配置扭曲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地区竞争压力越大，企业投资效率越低下；进一步分析表明地区竞争通过扭曲要素配置使得企业投资效率低下。从地区竞争压力视角研究企业投资效率的制度成因，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参考。     

交易型低碳消费引导政策工具创新与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将绿色低碳作为培育我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点领域之一,这势必要求突破既有低碳政策机制格局,建立以低碳消费引领低碳生产的激励导向。为了突破既有低碳消费政策设计思路,应探索兼顾减排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政策路径作为政策工具创新宗旨。本文设计了交易型"低碳消费碳节约交易"引导政策工具群,它由核心政策工具和配套政策工具组成。核心政策工具就是在预估交易参与方激励响应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激励路径:政府对企业购进节约碳权的行为给予税金抵扣优惠,对居民家庭建立节约碳权储存及市场交易制度。这种核心政策工具具有减量激励、总量交易与基线交易相融合以及自愿交易三大机制特性。为了解决核心政策工具中的交易成本和市场势力问题,设计或优化的配套政策工具包括碳标识制度、低碳消费社会服务体系、消费碳信用制度、监管制度,以此形成政策工具之间的激励响应管道以及响应保障机理。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基于生产网络的视角

本文依据生产网络理论，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直接创新效应及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地级市四位码行业层面创新数据、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与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内规制行业创新水平，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关系对该政策创新溢出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对相对上游行业的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下游行业的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这一生产端冲击引发的创新溢出主要通过产成品价格和生产率传导实现，且将议价能力强、与下游行业关联紧密的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更有助于发挥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在“双碳”背景下，本文为评估减排政策的创新效应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证据，对未来稳步推进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政府研发资助方式与企业创新效率——基于企业特征和创新动机双约束视角

依据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机理论，借助我国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不同的政府研发资助方式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补贴、混合资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只有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激励效应。根据企业创新动机差异划分的异质性创新效率分析表明，创新补贴、混合资助对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创新效率的影响仍不显著，而税收优惠反之，且对策略性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要明显强于实质性创新效率。按企业创新效率水平低、中、高再划分的分样本分析发现，创新补贴、混合资助通过提升实质性创新效率来改善中低（尤其是低）创新效率企业的创新效率，税收优惠通过提升策略性创新效率来改善高创新效率企业的创新效率。     

财政政策组合与企业创新：“增强”还是“削弱”？——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财政政策是助力企业创新的坚实保障，如何打好财政政策“组合拳”激励企业创新，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本文基于政策组合视角，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财政政策组合对企业创新的共同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组合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财政政策组合对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产业化生产创新等不同阶段创新的影响有显著差异，财政政策组合对高研发强度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财政政策组合对高风险承担水平企业、高内部控制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对此，本文建议：探索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协同组合，完善政府补贴政策制度，构建覆盖整个创新周期的税收优惠体系，制定行业异质性的政府采购政策。     

中国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作用、关系与协调机制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二者关系的发展趋势是竞争政策逐步成为优先选择。从理论上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在政策目标、理论基础以及相互作用等方面既有一定的互补性和一致性，也存在着严重的冲突。长期以来中国产业政策一直居于强势地位，但是其政策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与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存在着冲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竞争政策的地位将更加重要。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机制的设计非常关键，在充分发挥竞争政策作用的同时，要处理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关系。     

金融科技能够提升实体企业产能利用率吗？

与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视角关注产能利用率的决定因素不同，从市场信息优势视角出发，考察金融科技能否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该结果经过内生性检验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可以增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息搜集能力，促使其更好地识别企业的生产情况，通过削减对产能利用率较低企业的银行贷款数量，以及提高对产能利用率较低企业的贷款价格，改善实体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产能利用率。研究结论从市场信息视角揭示了金融科技助力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对新发展阶段下提升产能利用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退坡政策下绿色信贷能否促进新能源车企创新

基于资源禀赋和创新补偿理论,分析绿色信贷对新能源车企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并从技术门槛和补贴额度视角探析退坡政策对绿色信贷和创新效率关系的影响机制;以63家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为样本,考虑产权与地区异质性,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与创新效率间的关系及退坡政策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新能源车企创新效率具有提升作用;退坡政策下,绿色信贷对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得到加强;影响效果不受产权性质和地区差异的限制。研究为证明绿色信贷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退坡政策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推动企业实施绿色信贷、适应退坡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机构投资者网络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吗

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网络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网络能够显著缓解企业创新投资现金敏感性引致的创新不足、抑制企业创新迎合行为引致的创新过度、提高企业创新质量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在管理层能力较低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时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网络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以及加强企业治理实现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