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各地的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和低排放城市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还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     

“双碳”目标下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影响路径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利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效应及间接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直接效应看，网络舆论可以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从间接效应看，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在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影响中发挥了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网络舆论可以经由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三条路径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其中，中西部地区网络舆论影响碳排放的三条路径均显著存在，而东部地区主要通过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两类独立中介效应降低碳排放强度。因此，应加强对网络舆论的重视并进行合理引导，强化政府、企业和公众三者的协作，加强不同区域间的联动，以有效发挥网络舆论的碳减排效应，推动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2012—2019年我国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引入中介变量产业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区域碳排放强度；第二，引入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发现数字经济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降低碳排放强度；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

选取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构造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通过双向固定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降低碳排放能够起到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四条途径影响碳排放;数字化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为显著,由此使得中部地区在实现碳达峰以及碳中和过程中有较为突出的后发优势。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红利及因地制宜推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金融、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互联网与金融相结合产生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消费升级。然而，这一显著变化是否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呢？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1～2020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消费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消费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受到消费水平的门槛效应调节。因此，应当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稳定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提倡青年群体理性消费，积极参与创业创造；统筹协调生产要素资源禀赋，服务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碳排放通过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数字经济转型，而数字经济也通过影响碳排放的技术进步水平影响碳减排。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转型也具有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与城市人口密度和GDP水平正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消费结构升级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促进消费升级与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是当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两项重要发展战略。本文采用2010～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从需求侧角度探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可显著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估计结果十分稳健。机制分析显示,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激发城市市场主体创新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且主要通过扩展边际的路径实现。异质效应分析表明,消费结构升级主要促进中、低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出口质量提升,且主要促进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出口质量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国内高收入地区。政府应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升级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的动能,通过消费升级来优化生产结构,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与碳排放

在阐述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影响碳排放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以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及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水平不断降低，碳排放量最大的地区集中在西北地区，最小的地区集中在北京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科技创新对地方政府竞争驱动碳减排存在门槛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区和不同的产业发展水平下，地方政府竞争与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性。因此，应当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趋良竞争”，强化科技创新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推动产业升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DSGE模型的我国三类碳减排政策效果分析

本文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分析单一碳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和复合政策(碳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等三类碳减排政策对碳减排率和总产出影响,发现碳税对碳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有中长期效应;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影响在短期内波动性较强;复合制度影响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减排目标下,单一碳税制更适合持久性碳减排,而单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则适合局部和快速化目标实现。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在高碳排放生产行业应推行单一碳税政策;通过采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促进企业发展模式转变;整体上,政府应积极推进实施复合制度,确保减排的政策效果和经济的正常运行。     

建立系统完整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产业纵深生产端的高碳排放和消费端的低碳要求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控制的严峻考验。如果追随发达国家以往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道路上，发展中国家就很可能走上高消费、高排放的老路。     

数字科技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在梳理数字科技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科技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科技会显著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且该作用在数字科技发展良好的实体经济中更为显著，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科技会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行效率、增强创新能力三条路径间接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拓展性研究发现：数字科技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存在产权与规模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对民营和中小规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应夯实基础，加强数字科技相关设施保障力；营造场景，优化数字科技创新推动力；深度融合，挖掘数字科技赋能驱动力，推进数字科技发展，助力实体经济转型。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降低碳排放?——来自环境信息公开的准自然实验

现有关于碳减排的文献主要关注政府自上而下的正式环境规制，然而忽视了以环保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对部分城市进行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依托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控制理论，使用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法估计环境信息公开对碳排放的影响，以考察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排放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不仅验证了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控制策略，也彰显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作用。经过共同趋势、安慰剂、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环境信息公开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碳减排效应在东部城市、西部城市、环保城市以及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的样本中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信息公开通过缩小规模效应、优化结构效应和提升技术效应等渠道降低了碳排放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多元碳排放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证证据，论证了非正式环境规制在碳减排中的重要性。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模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变动有着较大影响;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高或煤炭消费占有较大比重的省区其碳排放强度较高,但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可以有效达到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的;第二产业对整个社会的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较大,其内部结构变化对碳排放强度变化有较大影响。因此,我国碳排放强度研究应该重点放在实行结构节能减排上,从调整产业结构、淘汰产能落后的行业、实施产业转移、改善能源利用结构等方面入手实现全国碳减排的目标。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一环是资金支持，绿色金融恰是链接资本与“双碳”目标的重要纽带。在“双碳”目标下对当前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进行考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法，利用2009～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我国主要碳源的工业和农业部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工业和农业碳排放强度，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现工业和农业碳减排的主要作用机制为支持绿色科技创新和增加绿色投资；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现工业和农业碳减排的过程中，能源效率改善作用尚不明显。本文基于实证结果，从积极推广试点经验、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加大绿色投资力度、持续发力节能提效层面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PVAR与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9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和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短期内存在抑制作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3）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间存在负向抑制的“U型”关系;（4）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即存在由弱到强的非线性关系。     

数字经济、消费升级与物流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2014—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物流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时序发展变化,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调节中介模型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消费升级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物流高质量发展整体呈现上升增长趋势,但区域发展存在非均衡性;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直接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对物流高质量发展产生间接影响;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验证。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市场一体化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市场一体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探析数字金融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产业结构升级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中介机制，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双重驱动力。数字金融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作用于地理和经济邻近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进程。从区域异质性来看，数字金融对市场一体化影响在东部地区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形成区域内协同发展格局。为此，应夯实数字金融基座、推动产业集群跨界共建、加速区域市场协调发展、驱动工业产业转型升级，以此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碳减排效应——来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实践

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双碳”目标是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问题，而探索如何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碳减排，在区域政策层面揭示碳减排机制则是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基础。本文依托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实践，采用2003～2017年中国区县层面数据，利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导致区县层面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约4%,有效促进了地区碳减排，主要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主要通过提高全过程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促进地区碳减排。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高等级城市和高溢出能力城市下辖的园区，以及较晚获批和地处东部的园区，其碳减排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特色的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举措，同时为新发展阶段传统开发区的绿色转型和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合理制定提供了实践经验。     

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基于杭州、金华、丽水三地85个行政村的微观数据分析

在当前我国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农村居民消费升级正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源动力。本文基于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在普惠金融对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的影响过程中，存在着资金周转、资金收益、生活保障和交易成本等四条传导机制；基于路径分析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佐证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针对如何通过发展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提出四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