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问题调查与分析——以上海宝山社区共治与自治为例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并开始遭遇到诸如共治、自治动力不足,公共性缺失等瓶颈性问题。基于对上海市宝山区近年来开展社区共治与自治的经验调查,分析和揭示了影响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参与问题的重要因素及机制。研究认为,提升社区治理的社会参与,推进社区共治与自治,需要从社区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实际出发,建构多样性的分类治理政策与机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以武汉市"院落自治"和"门栋自治"为例

社区并非一定是有效的初级治理单元,较大的社区社会空间制约了社区有效的自治;范围相对较小的居民小组、院落、门栋等有形的社区社会空间以及各种志愿文体娱乐组织等无形的社区社会空间更容易使居民形成集体行动,提高治理绩效.以武汉市"院落自治"和"门栋自治"为例进行验证后,得出结论:中国城市社区内部治理单元应该多层次和多元化,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     

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资源整合能力——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的分析视角

资源整合能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它直接关系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效性问题。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资源整合能力,不仅是健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效能、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困境的必然要求。从合作治理理论的视角来看,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关键在于以党政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群团组织、自治组织、公民个体等多元参与主体构成的社会治理行动体系为基础,充分整合各方资源,构建信任、互利、合作、有序的治理关系和治理秩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资源整合既要重视对人、财、物等有形资源的整合,同时也要重视对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文化传统等无形资源的整合。一是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资源整合的组织架构;二是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资源整合的运行机制;三是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资源整合的文化环境。     

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以四川省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研究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文化程度、自治机构利益代表性、自治机构换届选举、"自治机构、公共组织、政府部门"回应性等是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意愿的因素。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角度出发,应该注意通过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素质水平,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型、角色转换,强化农业转移人口组织化程度,完善基层社区自治组织选举制度,提倡自治组织、公民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等途径,构建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治理环境、制度环境、组织环境,进而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伟大战略目标。     

元治理:社区多元合作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 ——基于D社区T号院的调研

新时代下的社区治理已呈现出主体、形式等方面的变革趋势,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理念下,回应随之而来的社区治理主体的诉求、行动和资源分散问题,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欠缺、自治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极为迫切。D社区T号院对党建引领下社区多元合作的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对其进行研究,发现其呈现出基层党组织统筹资源、引领内核,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居民明确定位并共同合作参与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格局,这种元治理者统筹多方、多方主体力量平衡的治理机制,有助于促进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深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实践。     

美国城市治理体系中的社会自组织

社会自组织是美国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城市治理绩效的提升,它与美国城市政府之间有"参与—互动"和"合作—替代"两种关系模式。同时,社会自组织也为美国城市治理带来了一些风险,要规避这些风险,就需要完善城市治理制度,发挥城市政府的"元治理"角色,培育兼具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的"好公民"。     

我国社区参与的实践探索——以江苏省泰州市莲花社区为例

在城市现代化和社会民主化的推进下,社区参与、居民自治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新动力。但在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建设中,普遍存在着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从对泰州市莲花社区居民参与情况的调研来看,参与人群分布不平衡;参与的内容多以非政治性参与为主;参与意愿不强,多被动参与;参与行为零碎化、非组织化。制约莲花社区居民参与的影响因素既有体制上的,又有意识和能力方面的。居民参与不足已成为我国社区建设中的一大障碍。为了改善这种状况,需要调整社区建设的路径,推动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积极探求居民参与的生发机制,寻求居民社区参与的契合点并提升社区工作的专业化程度。     

城市社区民主建设途径与方法的创新

社区民主是一种新型的、以群众自治为基础的、社区自治组织与基层政权机关互动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针对城市社区民主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应实现观念、制度等多方面的创新。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正式制度嵌入性分析

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常常受到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立足于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重点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正式制度嵌入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制度与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机会存在正相关关系;(2)正式制度与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3)行政—权力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网络型战略模式初探

俞可平认为治理理论特别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公民自治和非政府的公共权威等要素在治理中应用,在中国可以发展出一套公共事务管理的全新技术[1].在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任何社会组织都很难在缺乏战略模式的指引下去完成组织的重要使命.因此,有效的战略模式,是社会组织在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组织效能、实现组织价值所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公租房社区治理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以合肥市T公租房社区为例

我国的公租房虽然起步晚,但近年来正在有序建设和发展中,城市住房困难人群的基本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社区治理效果也逐步显现。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规模扩张、流动人口剧增的阶段,社区承担的基层社会管理任务变得越来越艰巨。公租房中低收入群体集聚,复杂的人口环境、多样化的需求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以合肥市T公租房社区为调查点,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分析公租房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如治理主体力量悬殊、治理机制不完善、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等,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引导居民自治,推进社区“微”治理,倾听居民心声,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增强社区拉力,以期促进公租房治理效果的提升。     

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作用探究

城乡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主要阵地,是社会整体和谐的基础,对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城乡社区提出了更多新的治理要求。本文根据社区治理现状,结合党的最新指示精神,分析了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居民村民等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认为政府应转变职能、放权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应及时跟进、承接政府转移的基层治理职能,居民村民应广泛参与、增强社区自治活力,并对应急管理和社区党建提出了建议。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问题分析——以贵阳市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是联系政府和群众的基础组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关系城市高速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之命脉。传统的治理模式、治理主体、治理体系已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城市要发展必须要进行基层社会治理改革;政府已意识到多重治理主体介入城市基层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城市公民参与程度对城市基层社治理改革的影响毋庸置疑。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从公民参与视角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在电子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治理时代,重视引导公民参与,才能形成有效治理体制与机制,形成政府、社会、公民共同承担的"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组织与研究

城市的社区居民自治是我国社区的基层民主高级存在形式，更是社区建设的终极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型的社会状况不段出现，社区的自制也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因此，研究城市社区建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组织形式等仍然十分必要。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构建理论方法研究

随着城市的规模化、现代化进展迅猛,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水平的要求日益增强。针对当前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构建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需要在认真研究相关理论论述与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总结梳理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的历程,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努力探索一条以需求导向为主线,政府主导、社会自治与多元合作相结合,以制度规范为重点的创新思路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的行政与自治关系重塑

“行政”与“自治”是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一对基本关系，也是基层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城市社区承担着“基层行政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双重职能，行政事务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强调“行政”与“自治”的二元分治，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实践过程中面临社区居委会困境和社区自治建构困境。着眼于基层治理现代化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双重目标，城市社区减负的方向应是治理主体资源的最优分配和治理功能的实现，进而推动“行政”与“自治”的互促共生。赋能社区居委会和联结社区多元主体需要国家行政权的适当介入，故提出“契合行政”理念，认为应从主体、功能、利益三个维度推动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契合，从而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圆桌对话:物业服务企业应如何参与社会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物业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巨大价值被重新认识。目前,物业管理行业已经成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和谐宜居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那么,物业服务企业应该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呢?物业管理行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意义、路径、价值有哪些?4月24日,本刊特别策划"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线上研讨会"。     

对上海创新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的思考

<正>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构建政府监管、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居民自治四位一体和良性互动的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格局。两个文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构建政府监管、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居民自治四位一体和良性互动的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格局。其中,围绕完善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体制,形成居民自治和社区共治机制,建立物业服务收费协商模式,解决涉及民生的突出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具体、切实可行的举措,有许多新的亮点。     

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发挥着实施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但有些基层政府存在着同社会组织合作意识淡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低下;供给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监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建议基层政府应更新服务观念、高度重视公众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完善多元监管体系,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基层政府公信力,实现治理过程中和社会组织,农村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有效衔接,逐步建立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业委会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思考

城市社区业委会已经在社区治理的事实中承担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担负着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改善社区环境,提高社区的自治水平的责任。通过强化管理、加强自身建设、深化监督等措施,必将进一步提高业委会的参与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