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问询函对审计联结公司的监管溢出效应——来自年报可读性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年报可读性视角研究财务报告问询函在审计联结关系中能否发挥监管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讯公司）被问询后其年报可读性提高，与其具有审计联结关系的公司（受讯公司）年报可读性也会显著提高，即问询函具有监管溢出效应。尤其是当发讯公司投资者关注度高、媒体报道多或面临的市场竞争激烈时，问询函监管更容易产生溢出效应，能够更明显地提高审计联结受讯公司的年报可读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问询函特征以及审计联结特征的异质性均会对问询函的监管溢出效应产生差异性影响。     

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如何影响审计收费?——基于风险揭示效应和风险传导效应的检验

作为新兴一线监管方式,交易所问询函能否发挥证券交易所“风险预警”的职能要求?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审计风险视角出发,探究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公司有更高的审计收费。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和高媒体关注度削弱了问询函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表明“风险揭示效应”的存在;同时,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公司有更大的概率进行财务重述、卷入诉讼案件和受到行政处罚,进而提高了审计收费,表明“风险传导效应”的存在。结论从审计视角肯定了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风险预警作用,对于推动证券市场监管模式创新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年报监管问询、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审计费用

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年报监管问询对审计师定价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年报监管问询通过增加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可信度和威胁程度,提高了审计费用,即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了中介效应。从问询函特征来看,被问询次数越多以及公司回函越详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越显著。进一步从内外部监督视角来看,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在选择不具有行业专长事务所以及董事会独立性低的上市公司中更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审计费用的增加是因为购买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并不是因为审计意见购买。上述结论丰富了年报监管问询在公司治理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和审计费用的相关研究。     

年报问询函、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

作为证监会监管转型的重要手段，非处罚性监管受到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以问询函机制为载体的监管方式使得上市公司年报“卸妆”，公司存在的疑点问题暴露于公众，令投资者拍手叫好。而审计师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是否会将问询函视为一种风险预警信号，从而改变其审计定价决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此，利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5—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交易所发放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定价呈正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审计成本的度量指标——审计延迟，进一步揭示审计定价提高是审计师要求风险溢价补偿的结果，审计师并没有对收到问询函上市公司增加更多的审计投入。这种相关性在非国有性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差地区的公司中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问询函与审计师定价行为的文献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问询函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     

问询函监管会导致审计师变更吗？——基于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研究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5—2019年数据,从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审计师的角度探讨问询函监管机制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后更易发生审计师变更。进一步从审计供给方与审计需求方两个角度对审计师变更进行深层次分析,发现年报问询函监管机制更易导致公司辞退不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风险较大的公司收函后更可能发生审计师变更。最后对年报问询函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年报问询函包含的问题数量多以及年报问询函会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更高。结论丰富了问询函的经济后果分析,也为审计师和客户关系重构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年报问询函对被问询企业内控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18年深交所发放年报问询函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年报问询函这一非处罚性监管方式对被问询企业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年报问询函制度对提升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正面促进作用,收到年报问询函后,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表明,年报问询函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以及国有上市公司,对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上市公司以及非国有上市公司,该效应并不显著。本研究为年报问询函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实际证据,其政策启示在于,应继续实施并强化年报问询函监管制度,对于被问询后仍存在重大纰漏或失范的上市公司,应加大对企业及其高管的信息曝光和惩戒力度,从而增强年报问询函制度对两职合一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震慑力度。     

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与会计稳健性——基于年报问询函的证据

会计信息缺乏稳健性损害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是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制度对会计稳健性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函显著提高了被问询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且当同一年报被问询次数越多、年报问询函问题数量越多、年报问询函需要中介机构发表意见、企业延期回函时，提升作用越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负债率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年报问询函的监管效果更佳，同时监管依赖于信息环境，当企业信息环境较好时效果更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年报问询函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独立董事履职独立性和强化投资者关注来提高会计稳健性。结论表明，年报问询函能有效提高上市公司信息质量，发挥一线监管职能，为监管层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分级分类监管”及提高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提供了政策思路。     

非财报问询函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

现有研究重点探讨了财报问询函与审计行为的关系,非财报问询函对审计行为的影响尚不得而知。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寻非财报问询函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的非财报问询函数量越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非财报问询函更有利于形成客观的审计意见。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财报问询函通过揭示企业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决策。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低、信息披露质量低以及没有超额配置审计师的样本中,非财报问询函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以问询函类型为切入点,深化了监管问询函与审计行为的相关研究,也为探索构建“监管部门-中介机构”协同监管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政府审计、监管问询函与异常审计收费

以我国2008—2019年与政府审计的央企集团共用注册会计师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行为一致性理论探讨了政府审计、监管问询函与异常审计收费三者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显著减少异常审计收费；在对异常审计收费的监管中，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政府审计这一“事前”监管与问询函这一“事后”监管存在替代效应；政府审计对异常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及政府审计与监管问询函的替代效应在“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丰富了政府审计、民营上市公司监管以及异常审计费用三个方面的研究，为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以及民营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监管问询会影响审计师决策行为吗?

本文以2015-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沪深交易所监管问询对审计师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被审计单位收到问询函后审计师更倾向于离任,而审计师声誉和行业专长会抑制监管问询后审计师变更;选择留任的审计师则会倾向于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将签字注师更换为执业经验更丰富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函使得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更加谨慎,表现为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更有可能由上一年的清洁意见变更为非清洁.     

非处罚性监管、审计师辞聘及后任审计师行为——基于年报问询函证据的分析

交易所监管问询是否导致审计师主动辞聘,后任审计师在审计定价方面是否与前任存在显著差异,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此,以2014—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报及问询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师辞聘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相较于国有企业,收到问询函的非国有企业更容易发生审计师辞聘;（3）收到问询函且发生审计师辞聘的企业,后任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研究结果一方面丰富了问询函的监管效用理论,另一方面拓展了前后审计师行为研究边界,对审计师审计定价具有现实意义。     

年报问询函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改过自新”还是“曲线救国”

年报问询函是证券交易所提高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监管创新举措，面对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的压力，企业采取何种措施加以应对，以及对企业后续信息披露质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话题。本文从非财务信息披露管理的视角，研究年报问询函监管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披露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证券交易所的年报问询显著加大了管理层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的管理程度，说明面对财务信息监管压力，企业会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操控非财务信息中的社会责任报告语调，以获得更多的合法性来挽回声誉损失。截面异质性分析表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业绩较差时报告语调管理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约束压力在年报问询函与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企业内部控制、外部媒体关注、分析师跟踪以及高质量审计可以缓解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正向影响。     

证券分析师关注与审计监督：替代抑或互补效应——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公司外部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证券分析师会对审计监督产生一定的影响。以2001—2010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采用审计意见和会计盈余稳健性作为衡量审计监督质量的替代指标，实证考察证券分析师关注与审计监督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关注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审计监督质量负相关，表明证券分析师关注与外部审计监督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问询函监管与大股东“掏空”——来自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的证据

基于沪深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重要政策，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年报问询函数据为样本，考察问询函监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式问询函监管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进一步将问询函区分为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和未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发现问询函监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上。从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动机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中更强。从大股东“掏空”行为实现的客观条件来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法治水平较低地区更显著。     

非行政处罚性监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来自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如何优化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备受学界关注。本文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行政处罚性监管角度探讨年报问询函及其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问询力度越强，即问题数量越多、问询次数越频繁、问询语调越负面，越有助于发挥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水平、投资者关注和媒体负面报道会强化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正向影响，而政治关联会削弱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结论既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提供了经验启示，又为我国非行政处罚性监管的有效性增添了新证据。     

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会影响审计师定价决策吗？——基于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交易所质询作为资本市场一种重要的非处罚性监管手段,主要聚焦上市公司的风险敏感事件,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而在以风险导向为基础的审计模式下,审计师在进行定价决策时是否会将交易所问询监管视作一种风险信号？以2015—2017年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交易所问询监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到交易所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其审计费用显著高于未收到问询函的公司。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一段时间内被频繁质询,审计师会对其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特别是收到与会计信息相关的问询函时,审计费用增加更为显著。     

问询函监管能激发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治理吗?

问询函是交易所监管上市公司的重要手段.问询函除能起到直接监管作用外,能否激发公司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从而产生间接治理作用?本文尝试从控股股东掏空视角对该问题进行解答.研究发现,问询函能激发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从而抑制控股股东掏空,但没有发现其激发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监督的证据.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两权分离度较大和公司信息环境较差时,问询函监管对控股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一方面丰富了问询函产生治理效应的作用机理,另一方面为监管层着力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为研究对象,以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后会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且问询函的严重程度越高,即问询函包含的问题数量越多、公司被问询次数越多、越延期回函,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研究发现,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小规模、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为严重。文章丰富了关于交易所问询函经济后果的研究,为证券交易所切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维持良好资本市场秩序提供了经验证据。     

校友关系负外部性治理效应提升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高管与独立董事的校友关系，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股吧网民对该校友关系负外部性的舆论监督效应，及其引致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运行机制和作用特征。研究发现：股吧网民监督与校友关系负外部性显著负相关；股吧网民监督对校友关系负外部性不仅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能够引致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监管，提升交易所一线监管效率，实现融合数字化平台和股吧网民、监管部门等多元参与的数字治理微观效应。机制检验发现：虽然校友关系隐蔽性极强，但股吧网民能够借助公司股价变动趋势识别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股价同步性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     

关注审计效应

所谓审计效应，就是指审计对相关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影响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我们将积极影响称之为“正效应”，将消极影响称之为“负效应”。讨论、研究审计的正、负效应，对充分发挥审计的积极作用，科学预见、抑制审计的消极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期主持人邀请了几位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以及审计科研机构的同志共同参与审计效应的讨论，相信能给大家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