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流域城镇化用水保障程度评价

水资源是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以汾河流域城市为例,对流域内城市用水量变化特征、用水量与城镇化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并对城镇化发展的用水保障程度进行预测,结果发现,未来汾河流域用水缺口将不断增大,成为限制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型城镇化下城市开发边界设定的思考

正近10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高速城镇化以外延式扩张为主,伴随着推高地价房价、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过重、城乡二元分化加剧、城市空间无序蔓延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已不可持续。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包括优化城镇布局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在内的新型城镇化六大任务,要求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逐步转向限制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要划定     

以规划修编为前提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中国城镇化走的是一条粗放式外延扩张道路,城市建设水平和城镇化质量均明显偏低,主要表现在因城市规划的不科学而导致城市结构的"先天不足"、半城市化问题突出(农民工市民化严重受阻)、城市集聚效应不强、综合服务能力偏弱等。当下,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成为未来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关键。为此,必须改变城市的发展方式,通过对规划的修编以及制订科学的实施规划方案,对城市存量结构进行优化升级,提高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质量。     

基于智慧城市理念的宿迁市城镇化发展状况分析

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促进中小城市城镇化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发展智慧城市,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本文以宿迁市为例,回顾宿迁城镇化发展进程,分析其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智慧城市理念,提出促进宿迁市城镇化发展的措施。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文化发展的维度与路径

文化是城镇化的根基,文化的认同是城镇化的粘合剂,新型城镇化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遗产城市、美学城市、生态城市和人本城市为文化维度,为全球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加强顶层设计,秉承文化自觉,传承文化基因的有效路径;为文化语境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优化产业路径,加强城乡配套,实现创新驱动的探索和实践,是寻求城乡认同,消弭城乡心灵距离,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有益方式。     

城市韧性评价体系及提升策略

增强城市韧性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回顾我国城镇化历程,城镇化质量并未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升,韧性思维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增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改变既有对干扰及灾害事件的认知,强化灾害防控综合性、系统性和全过程性等方面.展望未来,城市韧性研究不仅要重视评估城市安全防灾能力,而且应加强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判.为有效增强城市韧性,应从提高城市生存韧性和发展韧性两个维度入手,健全社区/村庄灾害防控机制,编制城市安全韧性规划,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进而保障新型城镇化有序实施.     

新型城镇化是现有城镇化的“升级版”

正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有城镇化的"升级版"。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     

浅谈“人的城镇化”建设

<正>河北省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动城市发展上水平、出品位,加快产业和人口聚集,优化城市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符合河北实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我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14年将着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坚持把城镇化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以城市群为主体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

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的视角,从城市发展程度、城镇化推进程度以及城乡一体化这三个维度设计了19个指标来具体评价,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2015年全国31个省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显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展最快的是东部地区及沿海发达城市,西部地区同东部及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城镇化进程发展较慢.     

县城载体地位提升对市域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是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调整。基于2005—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县城载体地位提升对城市全域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城载体地位提升能显著推进所在城市全域的新型城镇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县城载体地位提升主要通过促进人口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来推动市域新型城镇化，但未促进城市的产业城镇化和设施城镇化。县城载体地位提升能显著推动中小城市和工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而对大城市和非工业城市无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中小城市和工业城市的县城为重要载体，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基于城乡统筹的重庆市耕地保护模式创新探索

本研究紧紧围绕保护现有耕地质量、拓展新增耕地来源、提高新增耕地数量质量、市域统筹建设用地指标等方面,提出基于城乡统筹的重庆市创新耕地保护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城乡统筹的重庆市创新耕地保护模式切实可行,相对于其他耕地保护模式更具有可实施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对我国耕地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我国其他省市的耕地保护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及政策走向

中国是一个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国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的约束越来越突出.论文简述了中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耕地保护和土地利用政策,分析了现阶段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土地利用问题,探讨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在土地利用与耕地保护方面的政策走向.     

重庆市地票跨区域流转使用制度设计--以重庆市与上海市跨区域流转为例

重庆地票交易制度为城市提供建设用地指标,保护国家耕地,引起了各方关注。但目前全国范围内推行地票制度的省市较少。根据重庆地票交易的特点,设计出地票跨区域流转制度,以与上海市跨区域流转为例,通过两个城市间地票跨区域流转与落地,为上海市提供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也向重庆市输送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地票跨区域流转使用,本质上是土地发展权的转移,实现两个城市共同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城市耕地保护规模及对策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城市边缘区耕地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成为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目标。城市耕地保护规模的确定已成为控制建设用地扩张,缓解耕地非农化压力的关键。以长沙市为例,分析了耕地变化的特征,并采用粮食安全预测法对耕地保护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耕地保护的实现途径。     

我国耕地集约利用问题研究——以黑龙江省逊克县为例

耕地集约化利用则是当前我国人多地少、耕地面积和质量日益下降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和发展方向。本文以黑龙江省逊克县为例。从投入强度、产出效果、利用程度3方面构建了适合县域特征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从空间上对2006年逊克县各乡镇耕地集约利用差异性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逊克县在耕地集约利用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增长,耕地非农化现象突出,农村劳动力将会逐步流向非农产业,导致耕地利用效率降低,同时由于自然灾害、水土流失、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导致耕地资源数量和产出水平有明显降低,总体上各乡镇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不高。为了进一步提高逊克县耕地利用的集约水平,必须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结构优化以及增加农业投入等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我国大都市地区耕地保护问题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耕地资源大幅减退,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大都市地区,耕地的数量和质量都已接近或低于安全警戒线,耕地保护问题已成为实现区域粮食与基本农产品供给安全、社会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控制点.以上海市为例,阐述了大都市地区耕地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以及进行耕地保护的困境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耕地保护的对策与措施.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用地流转

从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土地改革趋势以及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背景入手,探讨了农用地流转与18亿亩耕地红线的关系。认为农用地流转可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有助于促进耕地整理、复垦,增加耕地面积,有助于保障农民的权益。但农用地流转也会造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困难,存在强制流转等风险,针对此风险提出了构建农用地流转市场、加强土地流转监管等完善农用地流转机制的对策建议。     

城市理性增长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城市理性增长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共同发展,已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行动纲领。系统地总结了城市理性增长的理论模型,美国城市理性增长在土地利用变更、社区复兴、住宅偏好及选择、耕地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实践效果,以及理性增长的中国化进程。     

21世纪初期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发展战略

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现状的综合分析 ,提出 2 1世纪初期西部地区的城镇发展要以中等城市为核心 ,以中小城市为主导 ,谋求大中小城市的和谐发展 ,构筑完善、有序的城镇体系。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arable land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during 1990-2015

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rable land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1990 to 2015 and detect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arable land change.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arable land are discussed an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proportion of arable land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1990 to 2015 and the proportion of arable land in the south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as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rable land with a proportion of more than 75% lies in the low elevation and slope. The proportion of arable land in Beijing has also decreased faster than in other regions because most arable land was converted primarily into construction land due to urban expansion. (2) The mechanism showed that county economies and populations influenced the change in the quantity of arable land, and the position and natural conditions influenced the pattern changes in arable land. (3) Finally, this paper detail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terms of legal institutions, th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and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which could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rable land protec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