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门限模型下教育经费支出对就业和经济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就业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利用1991-2013年中国面板数据,根据就业率的门限特征进行了门限回归分析,分析表明,教育性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存在门限值,门限值为3.95%,在此门限值下面就业率的提高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针对此结论,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收入、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的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会保障、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等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对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不再显著，相对收入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社会保障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加强社会保障建设、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现象研究

“Easterlin悖论”指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并未直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为考察中国的“Easterlin悖论”现象,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probit计量模型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进了居民幸福感,而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降低了居民幸福感,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也损害了居民幸福感。因此,除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外,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都有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居民幸福感最大化目标下的公共支出政策改革北大核心

近年来我国正陷入“幸福悖论”,这引发人们对公共政策目标定位的重新思考。政府公共政策目标应该由经济增长向居民幸福感最大化转变;公共支出政策主要是通过提供能有效满足居民幸福生活需求的公共产品来提升其幸福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居民幸福生活的公共需求变化要求支出政策公平与效率的最佳权重相应变化。以公共支出结构变化过程中居民幸福感变化的数据为基础,从居民幸福感视角对我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合理性进行评价,提出建议: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幸福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切实解决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消除不合理收入差距。     

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基于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结果,运用单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了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绝对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有着显著影响,并没有出现"收入-幸福悖论";而且相对收入越高,大体上看幸福感也越强。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收入角度出发,提出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水平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的区域划分与动态特征检验

本文利用贝叶斯估计结合门限自回归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检验中发现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动态机制变迁的门限增长率为9.36%.当经济增长率高于这个门限值后,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自稳定的均值回归特征;当经济增长率低于这个门限值后,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向更高稳态的迁移特征,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过程具有内生的稳定性,这也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波动率趋于稳定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动态轨迹判断,我国经济仍然具备保持快速稳定增长的基础,因此需要利用有效宏观调控来保证快速稳定增长的实现.     

基于门限回归模型的中部六省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Cobb-Douglas函数为理论基础,利用中部六省2000-2012年数据,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了中部六省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人均GDP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存在两个门限效应,门限值分别为6561.01元和7709.43元。三个门限区间范围内,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对服务业的弹性系数变化表明中部六省服务业发展由人力投入驱动为主逐渐转向资本投入驱动为主转变。该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未来应更加重视资本在服务业发展中的应用。     

福州市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福州市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以及不同生活环境的市民进行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包括居民收入、居住条件、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及精神文化生活等。利用模型分析探究几大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显著性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改善居民幸福感的相关建议。     

配偶收入如何影响自身生活幸福感？——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配偶收入影响自身幸福感的两种影响渠道:经济支持渠道和收入比较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配偶收入对自身幸福感分别产生正效应和负效应,综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进而,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微观数据,我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配偶收入和自己的收入均对自身“潜在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配偶收入的影响程度小于自己的收入.这表明,就对幸福感的影响而言,自己的收入和配偶的收入并不完全是同质的.第二,对年龄较大的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配偶收入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而对年龄较小的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配偶收入的正向影响则是显著的.这表明,人们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接受的价值观念以及自身收入水平的高低是配偶收入影响自身幸福感的调节变量.     

幸福感视域下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路径探讨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着眼于增强居民幸福感。在厘清"幸福感"与城镇化质量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引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不同时期、不同收入人群幸福需求层次及幸福感空间差异进行分析,深入探讨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制约因素,进而从健全体制机制、夯实产业支撑、改善生存环境三个层面提出幸福感视域下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