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已有的关于FDI(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学者认为FDI技术溢出会显著地促进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利用中国1997年-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却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等四个方面检验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并测算出了引发积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门限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FDI技术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

结合我国转型期的制度背景,基于中国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该效应中的影响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强,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增大。另外,我国省际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     

FDI技术外溢是否存在“门槛条件”——来自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门限回归分析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FDI技术外溢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门槛条件",并基于"技术势能"假说,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外商投资规模、技术势能与潜在市场规模对FDI技术外溢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门槛条件",只有三者在适度值范围内技术外溢积极而显著,并且与技术外溢存在着倒"U"形曲线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技术外溢的"门槛条件"有所提高,外溢效应有所降低。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经验层面检验了FDI对东、中、西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在FDI发挥技术溢出效应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FDI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必然导致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正向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与人力资本相结合，FDI对中国东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低于地区自身研发资本投入带来的作用效果；对中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强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受制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FDI只对西部地区企业的二次创新能力产生显著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率高低一直是政府十分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并且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就业是我国政府外资政策的直接目标之一。本文以我国各个省市区作为横截面单元,利用各横截面单元1988~2005年的样本组成面板数据,进而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FDI对我国不同地区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FDI对就业有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对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明显。     

高等教育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研究

在借鉴Feder两部门模型的基础上,运用1999-2010年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检验高等教育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溢系数为0.2740,高等教育支出对非高等教育部门的溢出效应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并且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部门的相对要素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因此,根据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必须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从整体上提高高等教育部门的生产力。     

我国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国FDI的影响

利用对中国直接投资排名前33位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等因素与不同来源国FDI流入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环境规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FDI,但对发达国家的FDI并未产生影响.由于我国FDI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因此我国环境规制对FDI流入的影响是有限的.提高我国的环境规制水平不但不会抑制FDI企业的进入,反而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竞争优势,发挥这些企业的技术扩散、外溢效应,更好地实现招商引资的战略目的.     

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与区域经济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金融发展变量与内外资技术差距变量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函数。本文研究了金融发展、内外资技术差距与区域经济收敛之间的关系,并使用中国1998-2007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都表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内外资技术差距水平都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的...     

外来资本、私人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

各种不同经济类型的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不同,目前学术界的注意力普遍集中在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与否及其跨国验证,然而关于中国的外来资本和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尚鲜有研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参考了国际上近年来针对FDI技术外溢提出的"吸收能力"概念,通过较为翔实的文献考证及严密的理论分析后,选取各地区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研发能力、基础设施水平、金融中介深度五个变量作为影响外资与私人资本相对优劣的因素。针对中国6个地区1994~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全部外来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比较中,人力资本、研发能力、基础设施水平、金融中介深度均与外国资本相互作用从而促进后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促进了私人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因素只有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度,研发能力和金融中介深度对私人资本的贡献没有显著影响。最后,笔者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了政策建议。     

浅析FDI促进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基于24个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工业24个面板数据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采用"资产总计"代表生产的资本存量,并将溢出效应进一步划分为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并没有明显的水平溢出效应和前向溢出效应,相对而言,后向溢出效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不显著。     

经济发展对城市基建和外商投资的创新门槛效应研究

创新是引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基于2003—2018年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程度为门槛变量着重考察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对城市创新活动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对城市创新都具有经济发展的双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程度达到第一个门槛值时,才会显著促使城市创新产出的提升。当经济发展程度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会进一步增加城市的创新产。城市间的创新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对于经济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城市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增强创新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源环境绩效的实证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本文运用空间计量和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引资竞争对资源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政治晋升和经济发展激励下,FDI对资源环境绩效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它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的溢出效应,而且还取决于当地及邻近辖区的财政支出水平。其中本辖区政府为吸引FDI而展开的财政支出竞争对资源环境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而邻近辖区的策略性引资支出显著降低了资源环境绩效水平并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偏好,对经济建设的过度支出和公共服务的有限投入成为辖区间竞相效仿的支出政策。探索性空间数据分组检验的估计结果进一步显示不同集聚区内的引资策略互动对资源环境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在FDI高值集聚区内,邻近辖区的引资支出显著降低了本地的资源环境绩效;而在低值集聚区内,邻近辖区的引资支出对本地资源环境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     

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利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78～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在一定水平下,对东道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外资数量的逐渐增加,其对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FDI进入初期的正影响最终转为负影响,研究还显示FDI在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本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有正影响。金融发展通过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外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潜在的溢出效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技术差距的门槛与FDI技术溢出的非线性——理论模型及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内外资技术差距的"双刃性"改进质量阶梯型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存在内外资技术差距的门槛值,使得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受技术差距的影响而呈现非线性动态演进规律;进一步结合我国14474家微观企业面板数据,证明了存在两个技术差距的门槛值,使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于落在不同技术差距范围内的内资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     

FDI溢出对高经济产出区的增长影响

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和极大似然估计技术,以1991-2012年大长三角25城市和大珠三角21城市面板数据,对比检验了FDI溢出与城市生产率间的基本关系。发现：FDI对本地城市增长正效应显著存在并随时间增强,其空间溢出显著但在二地区行为相反;空间依赖在城市生产率增长中有增强趋势,但在二地区方向相异;FDI提高了二地区城市增长的条件收敛速度;空间溢出在二地区的核心和外围都存在但表现各异并有不同演变。上述结论对于二地区引进FDI和促进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A nonlinear analysis

Using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FDI absorptive capacity, on economic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We find that the threshold level of FDI inflows per person is approximately US$ 44.67 per annum. For FDI to have an appreciabl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countries must have minimum capacity to absorb the growth-enhancing benefits of FDI. For instance, the technology gap between the hosted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domestic enterprises should be no less than 0.6904. Thus, achieving the FDI threshold level is a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economic growth. Some countries use tax incentives to improve FDI inflows. We argue that such incentives may be counterproductive at low levels of FDI inflows: FDI coefficient estimates below the lowest threshold level are negative, implying that the higher costs of such incentives exceed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vailed by FDI’s direct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output and spillovers.     

区域经济增长与FDI技术溢出: 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本文将京津冀三地1980～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割为1980-1992年、1981～1993年、……和1991-2003年等12个时间段，滚动检验FDI经由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1995年以前京津冀都市圈内存在明显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而以1995年为拐点，FDI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消失，直至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表明自1995年起京津冀都市圈的外资规模相对于内资而言已经偏大。同时，本文还对FDI的技术溢出效果比较明显的几个时间段进行了Granger因果性检验。最后，本文从跨国公司对当地市场结构变迁的动态影响，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的变动，跨国公司与当地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变化等方面解释了在短期和较长时期内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     

FDI Location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the Philippin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cation behavior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s) in the Philippines from 1987–1998 and points out the rol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and infrastructure play in this location decision. The effects of real income, wages, skills, SEZs, highways and ports on the probability that a manufacturing FDI firm chooses a region are estimated using a negative binomial count model. Results yield expected signs and significant coefficients for all variables except for skills. Regressions were also run for 1987–1992 and 1993–1998 sub-periods to examine structural changes. The stark shift of investments from Metro Manila into other regions during the latter period shows some possible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SEZs as well a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carried out in the previous transitional sub-period. Significant marginal effects are highest for paved highways and ports, which strongly indicate that improvement of these two regional factors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FDI lo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