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何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和A股314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新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影响更大;这一影响结果在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为发挥数字经济的微观激励效应进而促进宏观经济“提质增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测度及路径分析

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2003—2020年中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全赋能效应模型,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这种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条路径实现,其中,通过技术进步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合理化、高级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较大,而赋能技术效率的效应相对较小;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着力发挥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赋能作用,使得数字经济深度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南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为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     

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吗?

本文结合当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框架下,探究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政府治理效能显著增强了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效率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政府治理效能强化了数字经济的资本效率提升机制和技术效率提升机制,但未明显改善数字经济的劳动效率提升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四个维度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异,数字产业、数字用户和数字平台产生了正向影响,但数字创新的作用并不显著;另外,数字经济对一线城市、中心城市、东部城市和服务业结构水平较高城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也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绿色发展——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4年“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该作用是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来实现的。研究结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合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经验证据

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化转型的新动能。本文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政策视角出发，试图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具体以试验区获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模型测度我国2008—2020年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城市GTFP存在显著正效应，且在进行PSM、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均支持该结论。(2)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传导机制赋能城市GTFP提升。(3)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城市GTFP的提振作用在大城市及特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更为明显。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拓展试验区建设范畴并推进试验区联动发展、完善配套设施并延展覆盖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对策以放大数字经济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效应，助推经济绿色高效转型。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

研究目标:检验数字经济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差异。研究方法:运用效率分析、熵值法测度2011～2018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并采取面板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研究期间我国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存在时滞性和异质性。研究创新:基于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库,筛选建立全国数字经济企业数据集与城市层面匹配数据,从微观视角对地区的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价值:从数字经济发展角度,为我国绿色发展转型路径的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如何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强于西部地区；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三，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越过单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正向作用力增强；第四，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技术、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等对策建议。     

绿色金融是否提升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30个省市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对国有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2)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的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的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     

省域数字经济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通过收集整理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指标，发现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差异。用LP法测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如何通过协调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各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存在不平衡情况，其中东北地区更需要政府加大对数字产业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东部沿海地区数字产业化产出水平明显优于内陆地区。第二，资本密集型企业更有潜力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三，通过增加数字信息技术产业就业人口可以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扭曲缓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能的不足,构建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在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证实：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缓解金融、人才、技术三类要素市场扭曲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大企业样本中,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据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关注要素市场发展,促进各类要素充分流动、重组和重构;根据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柔性化创建组织情景体系。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碳排放通过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数字经济转型，而数字经济也通过影响碳排放的技术进步水平影响碳减排。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转型也具有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与城市人口密度和GDP水平正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财政分权：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测算的2012—2018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其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分别通过扩大增值税规模、增加个人所得税规模和提升经济开放水平,从而强化财政分权。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分权的强化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强化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特征事实,考察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微观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拓展了Hsieh和Klenow(2009)对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框架,测度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我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态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一般城市和人口规模小于等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重点城市和人口规模大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国有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垄断性行业内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竞争性行业内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研究创新:利用企业实际产出规模与最优产出...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隐性债务扩张的影响——来自我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前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也能缓解地方隐性债务扩张,本文以我国2011—2018年部分地级市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测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地方隐性债务等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抑制地方隐性债务扩张。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隐性债务扩张的负向关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且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影响更为显著。最后,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本文提出三点建议:明确目标,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缩小区域数字发展鸿沟;营造氛围,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运用2014—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低资源禀赋城市、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以及智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抑制高资源禀赋、高数字经济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非智慧城市的作用则不明显。因此，应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度挖掘数字经济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同时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且在东部地区的积极效应更突出;基于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典型的双重门槛特征,当数字经济指数位于第一、二门槛值之间时,其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促进地区创业,进而驱动城乡协调发展。因此,新发展阶段应该积极推动数字经济深度改革,在扩张规模的同时注意防范化解潜在风险,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性

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和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视角,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管理能力和增加创新投入促进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东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本文的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拓展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计量分析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了大跨越。西部大开发战略之一就是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本文针对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做了计量分析,进而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为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运用Super-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135.53万家数字经济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三者在空间上均呈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态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但是会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硬设施”和“软环境”的调节效应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金融支持分别在绿色科技研发与绿色成果转化两阶段起到不同程度的正向调节效应。